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 对于这个团体，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十年间，泼先生依托的媒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早的博客到豆瓣再到微博，从电子刊物到独立出版再到正式出版，泼先生一直在探索不同的媒介方式对于内容传播的影响。而在实践探索方面，泼先生也不仅限于学术写作，诗歌、小说、剧本、电影、艺术实践等都是泼先生关注的领域。
近日，泼先生和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正式出版，第四届泼先生奖也正在征稿中。借此机会，澎湃新闻专访了泼先生的创始人芬雷，和他聊聊泼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团体，以及十年来国内青年学术团体的发展、变化与机遇。
泼先生的Logo。
我们随时准备通过写作扔掉自我的面孔
澎湃新闻：
“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如何理解这段关于泼先生介绍里提及的“歧异情境”？
芬雷：
歧异，其实来自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歧义（disagreement）”，但并不完全对应。之所以用这样一个生僻的词，是为了消解“团体”这个词，消解共同时刻的一致性。
泼先生从发起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从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体，与其他所谓团体相比，它绝少组织性，很多时候都是随机发生的。有点像流动的沙丘，只有当一场疾风来临，才会有沙丘的形状，而且还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只是在每一场疾风来临之时，彼此看一看，此时此刻都有谁在。换句话说，大多共通的时刻，对于泼先生来说，是被眼前的疾风所决定的。
在与疾风相对的处境中，逐渐清晰一些可行的工作方法和连接机制，但缺乏具体而详细的明确，应该说，是有意保持一种前行的模糊吧。歧异情境，指的就是由这份模糊性或者说不确定性带来的一种与他者的相遇。
歧异，通俗来说，就是彼此之间谢绝同一性确认，在泼先生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需求。我们不做“同气相求、同声响应”这样的事。泼先生甚至随时转移阵地，打游击，做埋伏，暗渡陈仓……尝试新的拼接、新的组合、新的关联。
在气候难测的风云情境之中，依靠写作，歧异所呈现的是既有认识、既有方式的不确定性，它让可感与可知的联系变得模糊、变得冲突，重新运动起来。就像福柯说的，随时准备扔掉自我的面孔。
澎湃新闻：
泼先生曾经提出“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写作”，倡导青年人在知识以及知识生产、知识实践过程中自觉的行动，但在最近正式出版的书籍《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的译者介绍里面大部分都是接受过或者仍然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可以说他们是教育体制的产物，甚至其中很多人将来也要成为体制中的一员，去复制这种知识生产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独立之思想，去成为一个“无知者”？泼先生的这个立场如何自立？
芬雷：
“独立”，“自由”，这些都是很好的词语，各自都有着异常丰富而激烈的观念背景，泼先生的确这么提过，因为这是很诱惑人的一个愿景，后来没有再提。不再提了，不是否定它们，而是通过自身的工作，我们找到更加具体也更加可行的路径。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写作”来自一种从学院的知识桎梏中挣脱出来的迫求和冲动。不是说挣脱就一定对、一定好，关键在于你怎么使用这些知识。为了检验知识和你的关系，同时也为了规避一种实用主义的误区，我们把知识和写作关联起来。
因为知识，有一定的客观要求，和人的关系是比较刻板的，而写作，要求有内在的转化，很多时候还是你难以觉察的，所以和人的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们强调写作大于知识，它要求你付出比获得知识更多的努力，甚至要把整个生命经验都搭进去。
所以我们倡导一种青年人的自觉行动，首先从青年人与知识的关系入手。不是去检视谁比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要点更耐用，也不是去比较谁比谁写得好、更有才华，而是强调获取知识之后返回零点的反思意识，和在写作之中连结社会、连接他者的连带行动。
青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连带性，更为准确地说，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即使不做事不行动，不参与不认同，依然为他者担责的姿态，才成其为青年的。绝对不是年龄意义上的，而是把自己豁出去的那么一个姿态。
然后回应你提到的，成为“无知者”，我们的确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起来这个说法非常偏颇，但在当时应该有个语境。青年人的行动很多时候，是在知识的光晕/监视之下进行的，这跟知识作为经验的纯化而具有去蔽的力量有关，因此也带有一种对遮蔽本身的略显轻薄与虚弱的认识。
我们说成为“无知者”，不是要青年人耍无赖，去撒泼，而是成为一个写作意义上的“无知者”。写作的无知，区别于知识层面的无知，因为写作不是完全在“可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有的时候几乎也不是在“可感”的情况下。写作，如前所说，是在持续地抛弃自我的面孔，不断地把自己豁出去的行动中，逐渐生发的一个情境。
青年团体的发展与变化离不开媒介方式的改变
澎湃新闻：
泼先生从最开始的博客、到豆瓣社区再到微信公众号，这中间还包括电子期刊，以及纸质书，涉及多种形式的媒介。每一次媒介方式的改变对于泼先生是否有影响？如何看待媒介与内容的关系？
芬雷：
应该说，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从泼先生自身的经验来说，不同的媒介方式激发不同的写作实践。
比如说，博客是个人式的，个人与个人的连接，非常有限，写作就是散文化的。豆瓣社区，连接变得很方便，倾向于推介和分享，写作是笔记式的，但传播的方式有些被动。到了微信，传播变得更方便，传播的面向也更加不确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随之也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微信使内容变得容易获取，也使内容进入了快速阅读、快速消化的状态。微信并没有真正实现内容为王，而是实现了表达为王。表达观点这一行为大于内容本身，观点的持续表达又大于表达本身，这在微信的传播和阅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微信带来的，是内容的生产为王，重点在生产上面。
微信，对泼先生来说，现在成了一个主要发生的阵地，关注我们的人也比之前要多，联系、互动和更广泛的合作也随之而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看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样不至于太混乱。
媒介对于内容存在一定的塑造，传播的方式影响着内容的表达；而内容呢，承载的是把文本写作和实际生活连接起来的作用，所以未来也许还有很多可以探讨和尝试的内容生产的样式。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内容生产样式，无不参与人与人的关系，这是眼下最直接的一种与诸众有关的力量。
澎湃新闻：
你自己觉得在这十年里你所接触的青年团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是何种原因造成这样的变化？
芬雷：
从2007年到现在，大致有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博客热潮的时候，当时几乎全民博客。大量的影评、日志、游记、乐评、书评、笔记开始出现在网络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现象。而且以学生和年轻人居多。在写作上跟学院的知识生产关系很大。出现很多学术研究的团体，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X帮”，北京师范大学的“新文化史”，南京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星丛”等，这些都是年轻人自发的组织，有自己的主张和研究方向，而且在写作上，也有集体写作的任务。泼先生就是在这个阶段做起来的。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微博起来之后，百字以内表达观点为主的写作开始盛行。方便社会评论和思想争议的展开与互动，既适合辩论，又适合传播，因此对于观点的碰撞和相互批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因为观点表达太直接，指使青年团队内部以及青年团体之间，分歧被放大。这一阶段的青年团体的思想区隔比较大，过于高估了思想立场的价值。
然后就是现在，几乎24小时微信，人人都是自媒体。之前在第一阶段昙花一现的学术研究和青年实践团体又有了新的平台，于是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区别于之前的学术研究，这个阶段的重点不是学习，也不是学院生产，而是社会连接、社会关联。比如广东的“黄边站”，上海的“激烈空间”、“定海桥计划”，杭州的“梦厂小组”、深圳的“打边炉”等；学术方面，则有“保马”、“暴风骤雨”、“集”、“艺术-小说”等。
导致青年团队不断变化、不断激发新的浪潮的原因，从大背景来说，跟这几年学院知识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关。知识的既有生产渐趋饱和，与此同时，从整个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纵深挖掘和创新意识有点乏力，知识生产与社会关联的沟通远远不够。青年的力量于是补充进来，形成从学院到社会、从自我到他者、从内在转化到外在共通的自组织实践，这对于当下而言已是不可或缺。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
独立出版是对写作实践的一种尊重
澎湃新闻：
涉足独立出版六年后，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在制作《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这本书的过程中，你觉得独立出版与正规出版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这两种出版形式，对于书的内容的传达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芬雷：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属于泼先生与重庆大学出版社“拜德雅”的一次合作。这是一个丛书计划，丛书名为“卡戎文丛”，“文字即垃圾”是其中第一辑的第一本书。通过思想辑刊的形式，每本书围绕一个主题编译经典思想家的文章，形成合辑，方便学习、交流和传播。
说到独立出版与正式出版的区别，我之前有讲到过，有两点：第一，独立出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因为它没有发行，它更像是制作，是把书籍作为艺术品来操作的一个过程。第二，独立出版要做的工作，并不比正式出版少，该有的编辑、校对、设计、排版等一样都没有少，可以说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更多还是一种乐趣。
但是独立出版有它自身的优点。这种优点就是，它可以不惜一切地，既不考虑投入的时间精力，也不像正式出版那样考虑市场和商业因素，而是以书籍的内容为唯一考量。在我看来，独立出版制作的书籍，是对写作实践的一种尊重、一种总结，也是非常重要的写作文献。
澎湃新闻：
泼先生奖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每两年一届，奖金一万元，支持写作实践，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奖项？持续四届，它是否起到了当初预想的效果？
芬雷：
是的，今年正好是第四届泼先生奖，而且还在征稿中，还有一个月就截稿了。泼先生奖的确是一个小奖，与其他大奖或有相关机构支撑的奖项相比，它真的可以说什么也不是。但是从发起到现在，却持续受到了写作者的关注，它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泼先生奖发起于2010年，初衷是类似一个游戏，让写作者小范围互动起来，相互批评，相互交流。所以第一届的时候，并没有设置奖金。然后到了2012年，我们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有10个人，每两年只需拿出1000元，两年就是一万元。一万元不能说很多，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这多少能调剂一下生活，那么为什么不设置一个奖金呢？于是，我们就到网络上去发动，凑了一万块钱，然后这一形式就坚持了下来。
一个小奖，对于写作真的是微薄之力的支持，但是聊胜于无。
第二届泼先生奖获奖作品：《某种鲸鱼的残骸》 马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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