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是在日本结识的，他怀念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其实是怀念“华年”和与华年相连的友情、亲情。鲁迅在日本当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也受过歧视。
鲁迅并非亲日（图源：网络）
但随时光流逝，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留存，并且渐渐放大，也属人情之常。中国读者都熟悉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遇到的一位老师藤野先生，为人善良，勤恳，不傲慢，善体贴，又尊重中国文化，其品格，就像鲁迅的小时候就读的三味书屋的教师寿先生一样，“方正”“质朴”。鲁迅在回忆录中，虽然对在日本经历一些人事表达了不满，但主要笔墨用在赞扬和感激藤野先生，由此可见鲁迅的平正态度和仁厚之心。晚年，一位日本翻译家编辑他的著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特别叮嘱将《藤野先生》译出来收入文集。
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悉心照顾日本弟子，可以说是对他以往所受恩惠的报答。增田涉为了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到上海，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到他的住处，请教翻译的细节。回国后又以通信的方式讨论问题，信件积起来一大堆，正像当年藤野先生为鲁迅校正课堂笔记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表征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格局和性质：注重学术交流，进行有恩有义的普通人民之间的交往。
对于日本学术有所警惕
日本民族有很多优点,鲁迅在日本是见识的，也主张中国人多向日本人学习。去世前不久，还对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说，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不认真，患了马虎的病，病得很重；日本有医治这病的良方，自己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写文章，讲讲这个意见。
但鲁迅也不是一味崇拜日本。在日本留学时，他曾写信给朋友说：“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所谓“阿利安人”就是“优等民族”，日本学生因为本国战胜中国，自视为“优等民族”，看不起中国人，鲁迅很不以为然，他的自信心是充足的。
鲁迅在日本的时候，主要是通过日语阅读俄国、欧洲的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兄弟两个在日本期间都积极学习西方文字，周作人英文好，又学习了古希腊文；鲁迅通德文，还动过学习法文的念头。此外两人都曾发愿学俄文，约了几位同志组建了俄语班，后因种种原因未坚持下去。鲁迅可以通过日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他意识中还是觉得最好亲自学习西文。晚年更是痛切感到了这一点，给青年人传授经验，并提出建议。如1934年7月27日给唐弢的信：“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绍介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但对于苏联的文学理论的绍介，近来却有一个大缺点，即常有删节，甚至于‘战争’‘革命’‘杀’（无论谁杀谁）这些字，也都成为××，看起来很不舒服。所以，单靠日本文，是不够的，倘要研究苏俄文学，单要懂俄文才好。但是，我想，你还是划出三四年工夫来（并且不要间断），先学日本文，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因为，一者，我们先就没有一部较好的华俄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书；二者他们有专门研究俄文的杂志，可供参考。”
对于日本的学术，鲁迅也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貌似深知中国，实事求是，其实不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鲁迅曾经看到一本研究中国小说的书，通过小说研究中国的民族性，内有不少想当然的推断。鲁迅读到后，写文章严厉批评。后来到上海还是念念不忘，并且联系其他日本汉学家的著作，对于日本此类研究做了总体评价。他在1933年10月27日写信给陶亢德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1932年1月16日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一遇到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与内山完造交好被污为汉奸
要说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就不能不说内山完造。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到内山书店购书。后来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识并成为朋友。鲁迅常在这家书店和国内外友人漫谈，接待生客。内山书店也是鲁迅对外的联络地址，代鲁迅收转信件。内山完造还曾帮助鲁迅一家避难。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他进步书籍。内山书店的书籍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着看书。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
当时，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从 1927年 10月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上千册。他4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他帮助鲁迅举办3次木刻展和1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组织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日文版《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的著作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话》 《上海夜话》等。
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谈到有些文人的造谣时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1934年5月15日鲁迅致杨霁云信，谈到自己被污为“汉奸”一事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对中日关系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对两国政治家宣称的“亲善”，鲁迅说：“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他还说：“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是敌人，不如说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
鲁迅还曾严厉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是平和的、诚恳的普通人之间的交往。当增田涉听说鲁迅身体不好，特意到上海看望。他看到鲁迅瘦削的面容，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十分难过。鲁迅陪他吃了一点饭，因为体力不支上楼休息，增田涉看着老师的背影，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临走的时候，鲁迅赠送他礼物，看到家人包装得不好，执意打开重新包装，一丝不苟，令增田涉感动不已。增田涉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现在所接触过的人——当然日本人也在内，和鲁迅比较起来，在为人上我最尊敬他，对他感到亲爱。这我多次对人说过，现在还是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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