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主要成员均在上海有过工作经历，在其倒台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在上海的心腹徐景贤、王秀珍依然大权在握。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是怎样传入上海的呢？华东政法大学前校长何勤华作为亲历者，在2013年5月29日《法制日报》发表《从“小道消息”得知“四人帮”垮台》一文，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实际上，进入1976年，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动荡和糟糕了。这在我们基层单位也都能明显感觉到。
1981年，张春桥（右）、李作鹏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图源：VCG）
除了参加市五七干校学习之外，这一年首先来到的就是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这对我们这些人打击很大。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知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了许多老干部，保护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所以周总理的去世，大家都感到特别悲痛。
接下来的第二件事，使我们受到的震动更大。这年5月，因“天安门广场事件”，邓小平同志被免除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在“四人帮”的导演下，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对此运动，我们在下面不敢多说，而且也跟着一起参加。但大家心里都对此感到非常郁闷。
第三件事是朱老总和毛泽东主席的相继去世。当时，7月份发生的唐山地震开始对我们是封锁消息的，我们知道此事已经很晚了，大概是8月份的事情了。而朱德和毛泽东的去世则很快便宣布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感到今年怎么就这么倒霉，国家连续出现这么些灾难，但公开也不好多说。当时，朱德同志的追悼活动实际上并没有怎么进行，但毛泽东主席的追悼活动在上海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毛主席的追悼活动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对我们的震动，比前面那些事件要大得多，这就是“四人帮”的垮台。
得知“四人帮”的垮台
当时，在我们公社，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大约是10月中旬吧，我参加了一次团市委组织的报告会。在会上，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团市委干部悄悄对我说，北京出了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他说，王洪文、江青等人被抓起来了。我大吃了一惊：此事可真？他说千真万确。只是关照我绝对不要说是他告诉我的。我说知道了，你放心。那天报告会接下来的内容也没有好好听，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因为凭我当时尚且不多的政治经验，我已经知道此事的分量。
回到公社，我试探性地问分管我们团委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沈佳治，最近是否听到点什么。他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就把此事告诉了他。为了不给那位团市委干部惹麻烦，我就说消息来源是我在川沙县城里的一个亲戚。
刚回到宿舍还来不及坐下，党委书记倪鸿福也过来了。他悄悄问我，你刚才和佳治说的消息可靠不可靠？我说绝对可靠。他又问：你在川沙县城里的亲戚怎么会知道这样的消息呢？我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老倪坐下来，若有所思地想了很长一会儿。起身走的时候反复关照我，此事到此为止，千万不要再和其他人讲了，弄得不好要被抓进去的。
我当然知道此事的分量，因为他们两人和我关系好，都是我的恩人，所以我才告诉他们。此外，我心里也很明白，老倪，包括佳治，他们两人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都极为不满和反感，早就希望其下台了。但迫于“四人帮”的淫威，明里不敢说而已。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都应该是极度高兴的，但因为我没有把消息的真正来源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对此也将信将疑而已。
事后，老倪和佳治都告诉我，实际上当时他们就有点直觉，我所得到的消息肯定是市里来的，而不会是县城里的一个普通亲戚。但我不管这些，我只要不把告诉我消息的那位团市委干部讲出来，我就心安了。
命运发生重大转折
当然，老倪是否在我告诉他之前，已经得到了这一消息，我也无从判断。因为当时的党团组织生活是不正常的。作为领导的党委书记可能还不知道的事，下面的团委书记，或者甚至更小一点职务的干部，由于和上面某些干部关系好，就可能已经先知道了。当时的团市委和上海市委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书记们关系很好，有可能在县、公社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之前，得到一些最快的信息，这是常有的事情。
反正不管如何，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们公社里是一片欢呼雀跃，我们的带头人倪鸿福同志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四人帮”及其在川沙的代理人压制在公社里，现在终于可以翻身解放了。
果然，没有过几个月，进入1977年，老倪就被提拔为川沙县委书记。而在此时，我的命运也有了重大转折，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可以有机会去读书了，我是多么想去读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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