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冯玉祥的死因，很多人都心存疑问。1990年代，其次女冯弗伐曾就此事询问过沈醉，沈醉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怒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此后，周海婴曾披露：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冯玉祥晚年称：“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可以说，冯玉祥的死，至今还是个谜。
冯玉祥戎装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父亲原名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青县的贫苦农家，清末入淮军当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与组织滦州起义。入民国后，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1926年9月五原誓师，响应北伐。1933年5月，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全身心投入抗日斗争。他一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发表著名的“反对美国援蒋内战”的演讲。父亲多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党的帮助下，最后转变为民主斗士和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共产党真挚的朋友。
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女儿，生于1913年，今年已95岁了。几十年来，父亲那高大伟岸的身躯，慈祥凝重的神情，在我的脑海中时时涌现，使我永难忘怀！
“钦敬孙中山”
父亲自幼饱经困苦，13岁即正式入伍当兵，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民国肇始，军阀混战不已，民不聊生的现象毫无改观。在苦苦找寻救国良方的过程中，是孙中山先生给他以亲切的指导、帮助，使他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
父亲一生中最敬仰的人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他就从革命党人那里了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早在1920年，孙中山先生就开始派人与父亲联系。他曾派人专门向父亲宣传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还派孔庸之先生给父亲送来他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1924年10月，父亲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吴佩孚赶下台，即马上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还请马伯援先生为代表，持亲笔信专程去广东迎孙中山先生北上。
孙中山高度评价父亲的革命行动。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由于交通不便及种种其他原因，加之旧病复发，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已是12月31日。这时北方政局已发生激烈复杂的变化。父亲为顾全大局，已辞职去张家口。他让我继母李德全夫人为代表持亲笔信前去谒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送给父亲6000册《三民主义》、1000册《建国大纲》、1000册《建国方略》。父亲将书分发全军各部，开设三民主义课，规定全军干部定时学习。他还亲自主持高层干部学习，父亲也“自承为一党外的孙中山主义信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父亲闻讯放声痛哭，命令全军戴孝、哀悼七日。他令在京的鹿钟麟将军负责整个丧事的保护守卫，称“国民军部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部队”。父亲还派人送去一万大洋，以补丧事之需。
事后，父亲曾动情地说：“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常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现在一代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岂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在以后的多年里，父亲一直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奉为自己的信仰和行动指南。多年来对孙先生的思念有增无减。他一直珍藏着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建国大纲》。后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表示希望由她来保存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父亲即慨然应允，将其送交孙夫人了。
1948年1月，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父亲和李济深等一些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在香港召开，父亲被选为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父亲因在美国，未能出席）。他在美国积极地开展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暴政的斗争，为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痛悼李大钊”
父亲最早结识和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即是李大钊先生。父亲对李先生十分尊敬、信赖，对李先生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十分佩服。
李先生在1924年初参加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时，从孙中山先生那里了解到父亲的近况。到北京后即与我父亲亲切会面，做了一次十分深入的长谈。这次谈话，使父亲对中国革命形势，对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对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使他的思想为之一振。事后父亲评价这次谈话是：“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接着李先生和徐季龙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父亲联合孙岳、胡景翼两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李大钊先生有着密切关系。父亲在以后的几项重大抉择中，都采纳了李大钊先生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议。如1925年决定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联合郭松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出师北伐的军事策略等。
李大钊先生调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工作，还帮助国民军办了两个机关报。李先生还促成了苏联对国民军的军事援助。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派兵包围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先生等80余名革命同志。因当时战乱造成邮传不便，父亲闻讯较晚，他得知此讯，当即发出营救通电，以罕有的强硬态度谴责帝国主义及张作霖，并愤怒表示“苟张作霖一味残暴成性，胆敢危害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同志之生命，则本总司令实逼此处，亦唯有采取无可奈何之报复主义，而后以张作霖之残酷手段还诸奉方人员……”
1927年5月6日，父亲在潼关方得知李大钊先生早在4月28日已被残酷杀害，不禁放声大哭，悲愤不已。他令全军将士戴孝，各级部队、机关、团体均召开追悼大会。
父亲在悼文中，高度赞扬、评价李先生革命的一生，无比愤怒地声讨和揭露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的暴行，他坚定地表示：“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
父亲还在高级干部举行的大会上含泪诵读了自己所作的悼诗。诗中说道：“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继死者之志向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这首诗后来刻成石碑，现保存在潼关文化馆。
想起李先生，还有一件令我十分懊憾的事。记得1927年，赵亦云先生（摄影师）送给我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与李大钊先生在北京温泉的合影，照片中的李先生穿着长袍，架一副黑边眼镜。赵先生对我说，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要我一定收存好。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最终还是没躲过“文革”这场劫难，被红卫兵烧毁了。
“结交共产党人”
父亲一生中，交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朋友，多次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父亲与吉鸿昌、方振武两将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中有300多名骨干分子都是中共党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这支成分复杂的、各不相属的部队很快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抗日力量，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期，父亲与中共的联系日趋密切，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父亲始终采取与中共坦诚合作的态度，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记得在抗战时期的武汉，父亲办了一家印刷厂，名叫“三户印刷厂”，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父亲还指示该厂印刷了《论持久战》和《列宁全集》等革命书籍。
这时的父亲，已坚定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决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总有共产党员。父亲依此与党保持直接联系，不断了解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工作重点，以便配合工作。这一时期，父亲勇敢地进行了揭露和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的卖国活动，阻止和反对国民党右派搞反共摩擦，支持抗日敌后游击战以及营救遭迫害、关押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说到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想起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是父亲在泰山时期，听部下讲有一位中共党员遭到通缉，夫妇二人住在泰安城一位医生家里，处境十分危险。父亲当即派人接他们夫妇二人上山，安置在“三阳观”。这位共产党员就是刘思慕先生，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做地下工作，因秘密获取了蒋介石的机密电报，被下令全国通缉。刘思慕在泰山一直受到父亲保护，父亲还请他教英文。后来，国民党特务侦察到刘在泰山，欲上山动武，被当地驻军阻拦。父亲又给刘先生安置了另一住处，不久也走露了风声。情况十分危险，父亲征询了刘的意见，派李连海护送他们到烟台，转乘轮船去了日本。在以后的几年，父亲一直给他们寄赠生活费，直到抗战爆发。刘先生解放后在社科院工作，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著文忆述此事。
1936年11月23日，发生了“七君子事件”，父亲积极参与营救，他两次急电时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父亲又与于右任先生发起十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后因“西安事变”发生而停止。以后父亲一直不断要求蒋履行诺言，直到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
父亲还参与了营救廖承志先生的活动。1942年共产党员廖承志被捕，应何香凝女士的恳请，父亲当即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其他如浦化人、张申府、楼适夷、张公干、周茂藩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遭迫害逮捕时，父亲都曾直接出面营救。
父亲还曾经营救过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在1942年再次来中国，不久在广西被捕。周恩来得到消息，马上找我父亲设法营救。父亲与苏联顾问团的人商定了营救方案，即约李宗仁一齐去见蒋介石。父亲对蒋说：“胡志明是法国共产党，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逮捕他们？”父亲又说：“越南支持我们抗战，如果把支持我们的国际友人当敌人，我们的抗战是真的还是假的？”李宗仁先生接着说：“为什么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边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无言以对，当面答应释放胡志明。事后听说张发奎也要求释放胡。这样，蒋在拖了一段时间后，终于释放了胡志明。
父亲营救胡志明的义举，得到越南党和人民的赞扬，后来，胡的老战友黄文欢还写了“冯玉祥其人如玉”的汉字条幅以表赞誉。
正是因为父亲的影响，他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后来都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人民军队。如董振堂、赵博生两将军举行“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加入了共产党；高树勋将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位在内战前线起义，加入人民军队的国民党将领；在淮海战役前期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则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父亲的部属中，不少人明里暗里支持或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众所周知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邀到习仲勋先生家中做客，习老回忆起当年父亲的旧部对刘志丹和他共同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帮助，其中讲到，部队有一个时期物资、军需匮乏，有一天忽见刘志丹同志在西北军中结识的杨慕时先生（字斌甫，父亲的老部下）带人送来了粮食、马匹和布匹，解了部队燃眉之急，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抗战奔走”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斗和工作中。有几件事我记忆犹新。
卢沟桥战斗打响后，突然有消息传来，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和我的哥哥冯洪国均在前线为国捐躯！父亲及全家顿时陷入悲愤之中。但失去多年的战友、部下，失去自己的长子，并没有挫伤他的抗敌心志，他于悲愤中写了《哭佟、赵两将军》诗及《悼儿》诗。在《悼儿》诗中说：
儿在河北，父在河南；抗日救国，责任一般。
谁先死了，谁先心安；牺牲小我，求民族大全。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国家，才对得起祖先。
此诗以通俗语句表达了父亲的失子之痛，又坚定地表现出父亲为国家为民族视死如归的精神！
后来得知，哥哥并没有牺牲，仍在前线战斗！原来，全面抗战序幕拉开后，全国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父亲历来力主武装抗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入骨，放出这个谣言，是为刺激父亲，也是对中国高层主战人士的心理进攻！但是这种做法适得其反，父亲的抗战意识更加坚定了。
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军从未停止过对父亲的袭击。据我所知，专对他的空袭就有4次。一次在苏州，两次在武汉，另一次在父亲检阅湘、黔、川部队的行车途中。其中第二次是我与父亲亲历的，印象极深。
那是1938年4月，我家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有一天突然响起警报，父亲便带我们躲进防空洞。那时的防空洞极简陋，就是在院墙边用圆木搭成木房，顶上和四边抹上泥培上土。我们刚入洞，就听到远处传来敌机轰鸣声，我看到远处形状像雪茄的炸弹，颗颗落下，爆炸声震得我们双耳欲聋，洞顶上灰土下落。大家恐惶不安时，我发现父亲平时严肃凝重的面孔，此时反而显得和蔼慈祥起来。父亲轻松地说：“这是无目标地乱投，离这里很远，不要怕！”但是飞机的轰鸣声更大了，炸弹就落在洞边，震得大地都在颤抖，父亲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平静地说：“不要怕，不要怕，已是尾声了。”其实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空袭，敌机绝对是有的放矢，很可能是冲他而来的。而身经百战的他更清楚，这种防空洞只不过挡一挡飞过来的弹片。
空袭后的第二天，敌人电台竟播出：“冯玉祥已在昨天被炸身亡！”可见敌人是得到情报，有目的而来的。父亲在空袭中那种临危不惧、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精神、气质，使我终生难忘！日军的这些袭击不但没使父亲退缩，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不顾危险，到湘、黔、川等地检阅军队，鼓舞士气。武汉失守后，父亲从衡阳连夜赶到长沙，劝说蒋介石坚定信心，抗战到底。蒋随后让父亲在长沙电台发表了坚持抗战的广播讲话，算是蒋表示已听从父亲的意见，继续抗战。父亲不久又为督练新兵，专门制定了《国仇问答十条》的教材。
父亲在大敌当前时，号召举国上下团结抗战，他同样积极支持、鼓励子女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在武汉时，邓颖超和李德全两位女界名人呼吁各党派各社团联合起来，共同救助战乱中流离失所、饱受困苦的儿童。她们提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得到了妇女界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保育会很快成立，宋美龄担任了理事长。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保育会开展活动的最大困难是资金奇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募捐。父亲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当时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父亲，每天要接待多位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我与父亲商定，凡登门拜访的客人，先由我出面接待，向客人宣传保育会的工作，然后当场请客人签字、认捐。有时有的客人不肯认捐或想讨价还价，这时父亲就会适时地从里边走出来，先在客厅门口咳嗽一声，客人闻听后都会迅速接笔签字、认捐。
父亲平时一贯教育我们要有志气，要时刻想着国家、民众。在泰山时，他亲笔给我写了“爱国学良玉，服务法南丁”的条幅，鼓励我要献身国家，服务民众。
“父亲遇难”
1946年，父亲作为“水利考察专使”，赴美考察水利。父亲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父亲分析反动派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到美国，是想呼吁和平，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正如李济深先生劝我父亲出国时所言：“民主派有人在国外是最好的！”二是父亲确有考察美国水利，以为中国发展水利借鉴的动机。
1948年7月31日，父亲带领在美家人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踏上归国的航程。这是父亲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后，应中共的邀请归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
1948年9月1日，轮船行驶在黑海海面时，船上突起大火，父亲不幸遇难！
我在北平闻此噩耗，万分悲痛！父亲那慈祥刚毅的面孔、亲切而深情的教诲，永远印记在脑中，铭记在心窝里！
关于父亲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怒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
到底是一起什么性质的灾难？现在实难做出定论。记起继母李德全夫人向我们讲过父亲在舱道窒息后，被抬到甲板上，已不省人事，但他的面颊上有一块以往从没有过的灰色圆形痕迹！
“永远的怀念”
父亲逝世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均发来唁电。在父亲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送来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周恩来的挽词是：“纪念冯玉祥将军的最好办法是坚决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朱德的挽词是：“焕章将军千古：为民主而牺牲。”1953年国家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泰山。
60年来，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改革开放后，父亲的事迹和著作传扬得更广泛了。在1982 年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我们全家人，他深情地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很长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乌兰夫副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冯玉祥将军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父亲逝世的60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富强，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父亲必定是含笑于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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