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竞技体育，主教练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背黑锅。
不管怎么说，中国男篮在里约奥运会上被打得灰头土脸，一场没赢单就结果而言，并不值得莫名惊诧，毕竟实力摆在那儿。但从过程来说，中国男篮的表现显然并不能尽如人意，甚至有点儿惨。以郎平屡次贡献神暂停和神换人为参照，宫鲁鸣似乎并未从主教练这个环节给中国男篮带来加分。如此，宫鲁鸣自评85分，显然是有些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中国男篮如此惨淡的表现面前，宫鲁鸣无论如何也要“负该负的责任”。
然而问题来了，去年的长沙男篮亚锦赛，中国男篮夺回桂冠，宫鲁鸣可是被奉为“救世主”的呀？缘何一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宫鲁鸣就神奇不再了？
要揭开这个疙瘩，还是有必要扯一扯大家争辩不休的体制。
毫无疑问，宫鲁鸣是个体制内干部。在众人敬中国男篮远之的情况下，宫鲁鸣肯于接这个烫手山芋，显然不单纯是你买我卖的市场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一名行政干部接受上峰指令，讲政治讲和谐，不得不接受这项特殊的“国家任务”。总不能让主教练一职空着吧？
所以，事后大伙都一窝蜂地为干部宫鲁鸣鸣不平：就拿着几千块钱工资，还囿于干部身份，不能参与赢球奖金的分配，天理何在？
对此我有不同理解。 我个人觉得，单就长沙男篮亚锦赛而言，宫鲁鸣其实赚了“体制内干部”的便宜。更极端些，这或许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若不是体制内干部，若非只拿几千工资，严格走市场的买卖路线，宫鲁鸣未必肯做接盘侠。
就以欧洲名帅扬纳基斯的败走为例。扬纳基斯之所以在中国男篮主教练的位置上灰头土脸，悻悻而回，很重要一点，他的工作受到了篮协的干涉，甚至是连球员的12人名单，他都无法完全做主。比如，他主张不带王治郅，却被篮协领导pass，为了眼前的成绩，为了不至于太难堪，一定要上王治郅这道保险。
当篮协拿出高薪聘请一名外籍主教练，这个组织，这个组织里的人，会堂而皇之地将行政领导的旨意强加给他。这个时候，主教练就是一个代号，不管是郭士强、邓华德，还是扬纳基斯，都概莫能外，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在所谓体制的掣肘下，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更像是一个如履薄冰的傀儡。
如此说来，宫鲁鸣作为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体制内干部，似乎不会有这种烦恼，因为从本质上说，他和篮协是一家人，篮协又怎么好意思再拿他当显示领导权威的棋子？
若以长沙男篮亚锦赛当案例，其实没有必要为宫鲁鸣叫屈，说不定他对此早已心中有数，正是源于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他才肯于接手。也就是说，在宫鲁鸣和篮协的二元关系里，”体制“其实是帮了他大忙的。换个说法，这有可能是宫鲁鸣和篮协心照不宣达成的”私下交易“，OK，我拿这点钱没关系，反正我是体制内干部，主教练和其他职位，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你还好意思对我指手画脚么？既然都这样了，我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人，最大限度内践行自己的想法了吧？
总之，若完全按照市场路线走，从篮协那里拿一笔不菲的薪水，宫鲁鸣或许也像其他鸡贼的教练一样，未必肯接驳。
所以，长沙男篮亚锦赛，中国男篮夺冠，很大程度上是特殊节点上特事特办的产物。结果是好的，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里约备战周期里，主教练迟迟未能定夺，宫鲁鸣一直在和篮协沟通谈判，此时，他想脱离体制内干部的藩篱。暂且不管结果如何，中国男篮因此耽误了不少黄金备战时间，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特事特办在短期内是好使的，但从长远来看，篮协不可能指望只拿红头文件说事。这就是我们现在仍在以郎平为标杆探讨的，所谓体制的弊端。
中国男篮在里约打得稀里糊涂，宫鲁鸣难辞其咎，但他又无可奈何。当我们谈论郎平时，在谈论她的高薪，在谈论她肯于出山提出的一系列条件，诸如自己组建保障团队，必须是自己全盘说了算，等等。也就是说，在同样一堵体制高墙下，郎平无畏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等于是最大可能地规避了体制的掣肘。但如你所知，宫鲁鸣做不到这一点，这才是他作为主教练的悲哀。
微博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郎平就任国家女排教练，总局提前半年与郎平谈，就是动员郎平服从大局，郎平幸亏不是体制内的人，否则她顶不住。直到竞聘上岗的上午（下午三点竞聘会），总局再做努力，谈到十一点，郎平一步不让。最终总局让步，答应所有条件（其实就一个条件，球队一切她说了算，总局不能派人包括党的书记），总局只能提供经费，场地，协调队员入队。总局接受了郎平的要求，下午的竞聘会也就瞎了，因为郎平声明不参加竞聘，要么你同意我的要求聘我，要么我走人。”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中国男篮的主教练是郭士强、邓华德，还是扬纳基斯、宫鲁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教练作为一个代号，无法获得郎平那样的待遇和权威。这才是急需揭开的死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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