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理解群众政治本质的敏锐观察者，必然能够在历史上那些决定性的不同事件中看到似曾相识之处。
1789年，当威严的法王路易十六决定向他的人民加税时，恭顺的巴黎市民立刻变成了残忍的暴匪；1911年，当清政府决定将四川民众合股的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时，老实巴交的川民马上化作吞噬一切的叛贼；1917年，当圣彼得堡的妇女难以忍受面包涨价时，温良的民众逐渐演化为难以遏制的革命浪潮。在1956年的匈牙利、1991年的苏联，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与民争利是政治家最大的忌讳（图源：VCG）
一个冷酷的真理反复在执政者的耳边萦绕：永远不要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看得见的利益，那是这头蒙昧凶兽的唯一逆鳞。
愈是理解“统治本质”的统治者，便愈理解这一点。拿破仑宁可让法国财政破产，也绝不敢轻易向他的国民加税；而按照海因茨·林格的说法，希特勒即便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也要查看柏林的物价是否符合常理；蒋经国最关心台湾每天的米、菜、油价格；金正日宁可得罪中国，也没有胆量减损平壤市民的福利。这些威严堂皇政治家们谨慎的背后，不但是对民众这头凶兽发自内心的彻骨恐惧，更是对权力局限性的精准认知。
拿破仑和希特勒可以在任何重大事务上随心所欲，却绝不敢以看得见的手法拂逆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知到：普通大众对遥不可及的国家大事不感兴趣，更不会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理想心怀感伤，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拼命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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