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和平协定签署了,但叙利亚的战火并没有熄灭。
阿萨德的军队在俄国人的支持下正在对阿勒颇的叛军进行最后的绞杀;库尔德人则趁着围剿伊斯兰国的烟幕不断拓展地盘;而伊斯兰国则为了生存进行着最后的顽抗。
这场残酷的内战充满了宗教清洗的意味。逊尼派极端力量疯狂地屠杀着什叶派、基督徒,后者则施以无情的报复。截止2016年2月,叙利亚内战造成的该国死亡人口数高达28万到40万,流亡人口数超过760万,人口流失占战前该国总人口的43%以上。整个国家基本毁于一旦。

勇敢的圣战士SalahAbdeslam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大屠杀,他的行为得到了莫伦比克社区教胞的尊崇和庇护(图源:VCG)
不过,这场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血腥战争带来的并非只有毁灭和死亡,通过对异教徒民众的无差别宗教屠杀和处决,叙利亚战争还会带来另外一些变化,即宗教人口的世俗化。
之所以会带来此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不论是现代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三十年战争中的基督教狂热,亦或是一战前汹涌的民族主义,都是普通民众意识形态激进氛围下的结果。
驱使当代极端伊斯兰圣战士、中世纪基督教激进分子和一战前狂热民族主义军人走向战场和杀戮的,并非他们内心难以遏制的毁灭欲望,而是这些好斗者的行为实际上得到了自身所属群体的认同,并由此攫取了大量声望、金钱、地位等实际利益。
极端伊斯兰圣战士的恐怖袭击和对什叶派或者逊尼派的屠杀行为,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自身所属宗教社区的认可。在比利时的莫伦比克,当地教胞将血洗巴黎的SalahAbdeslam视为英雄,并保护他不被警方拘捕。尽管SalahAbdeslam的行为被西方社会所厌憎,但在至少部分伊斯兰社区,他的行为则受到了高度的赞誉、认同甚至大量经济资助——这才是驱使SalahAbdeslam走向杀戮的原动力。
无独有偶,在欧洲国宗教战争中,对新教徒、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宗教灭绝的天主教武士和政治家们同样获得了天主教民众的赞誉。杀光瓦西镇胡格诺派教徒的吉斯公爵被教皇和民众广泛称赞;发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法国亨利·德·洛林则因此得到了天主教徒的疯狂支持。
一次大战前,欧洲疯狂的爱国氛围,加剧了欧洲大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那些敢于发动战争的军人和政客得到了民众的狂热崇敬,并由此获利。
正是由于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随,才使得好斗者或者领袖们热衷于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激进践行,从而获得权力、金钱和名声等实际利益。而激进者的经济政治成功又会反过来刺激更多的效仿者,从而加剧整个社会氛围的意识形态偏执化。因此,除非迫使民众放弃对意识形态狂热的拥护,否则遏制极端主义将无从谈起。
而民众之所以狂热的拥护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因为民众通过对意识形态敌人的压迫和杀戮,可以夺取经济利益,并满足自身的优越感:
在叙利亚的内战中,民众打着反击异教徒的名义,大肆劫掠逊尼派、什叶派或者基督徒的财物;在文革中,红卫兵打着清除阶级敌人的旗号,抄家掠财不计其数;在希特勒的冲锋队中,贫穷的冲锋队员扛着扫荡德意志蛀虫的名号,抢掠犹太人的商店;在欧洲中世纪残酷的宗教战争中,劫掠财物始终都是狂热基督徒的主要目的——杀人只是为了预防报复。
“劫富济贫的好汉们最后都发了财。”
“除非有足够的财物和美人,否则上帝忠诚的信徒绝不会对眼前的异教徒动一根手指头。”——天主教军队统帅华伦斯坦因致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自己的士兵抢掠天主教徒辩解
另一方面,民众鼓吹意识形态狂热,自身并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还能获得所在群体的认可——越廉价的美德越受欢迎。
欧洲宗教战争爆发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鼓吹各自的教义,煽动对异教徒的屠杀,并不需要付出代价,却能够获得勇敢者、虔诚者的美名;在一次大战爆发前,由于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非常短暂,战争中的死亡和毁灭只是现役军人的痛苦,与老百姓无关,爱国对于民众来说是一种不需要付出的美德,是以欧洲民众的爱国激情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样,比利时莫伦比克的穆斯林之所以倾慕圣战士,并非他们勇敢,而是因为对圣战者的认可能够巩固自身虔诚穆斯林的名声,还不会有受到实质伤害。
“如果爱国需要加税,那么爱国者将屈指可数。”——1938年希特勒谈英法民众对苏台德的态度
本质上来讲,民众的意识形态狂热,与其说是因为民众高尚无畏,不如说是因为意识形态狂热符合民众的利益,或者说民众认为意识形态狂热契合自身利益。不过,只要民众的实际利益在意识形态狂热中明显受损,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就必然会迅速冷却下来。
16世纪初期,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在狂热的宗教激情下相互仇视,最终酿就了残酷的宗教大屠杀和战争。从1562年到1593年,法国人为了如何信仰上帝进行了八场战争,死伤的数据虽然无法统计,但战争带来的贫困却是有据可查,到了1589年,巴黎的部分市民已经贫穷到靠盗窃公墓死人骨头研磨成粉为生了,人肉被公开贩卖,饥饿和死亡摧毁了一切廉耻与虔诚,到了1593年,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已经不怎么在乎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天主教徒也无所谓胡格诺派教徒堂而皇之地进入巴黎——法国人民最终意识到宗教狂热伤及自身,而法国也成为当时欧洲最世俗的国家。
法国第一次宗教战争(1562–1563)
法国第二次宗教战争(1567–1568)
法国第三次宗教战争(1569–1570)
法国第四次宗教战争(1572–1573)
法国第五次宗教战争(1574–1576)
法国第六次宗教战争(1576–1577)
法国第七次宗教战争(1579–1580)
法国第八次宗教战争(1584–1593)
1616年,德意志境内的狂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酝酿了同样的仇恨,彼此进行了针对对方人口的残酷灭绝,大约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德意志普通民众被当做异教徒消灭。最终,幸存者破灭了对上帝的虔诚——由此掀开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和整个欧洲的世俗化进程。
与之类似的是,一次世界大战总体战下的劳役和重税引发的食品短缺与物价飞涨,使得参战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迅速熄灭,从好战分子变成了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政客菲利浦·谢德曼,一战初期是坚定的好战分子,拥护德意志帝国的侵略政策;但随着战争导致的经济恶化和食品短缺使得民众怨声载道并渴望和平,谢德曼立刻变成了狂热的反战分子——是以政客的改变取决于民众的改变,没有民众的改变,政客和政策的改变无从谈起。
同理,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日本民众的无差别屠杀,使其意识到爱国狂热的可怖代价,由此迫使欧洲、日本民众丧失了对爱国主义的狂热。
1943年7月,汉堡大轰炸杀死德国平民6万人;
1945年2月,德累斯顿大轰炸杀死德国平民2.5万~10万人,失踪30万人;
1945年3月,东京大轰炸杀死日本平民10万人以上;
“宁可俄国醉汉骑着我的屁股,也不愿意英国炸弹丢在我的头上。”——1944年8月柏林女人谚语
今天的叙利亚同样类似,宗教狂热引发的相互大屠杀,使得叙利亚民众自身利益遭受严重损失,尽管战争期间由于仇恨刺激,杀戮会因此加剧,但战争过后,宗教狂热必然会急剧降温。
在曼比杰、阿勒颇等恢复和平的地区,曾经狂热的当地民众变得相当世俗化。就像1593年法国宗教战争结束时的法国民众、1648年德意志宗教战争结束时的天主教民众和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德国民众那样,在战争中饱尝自身狂热带来的死亡和贫穷而活下来的幸运人民,终究会意识到活命和发财等世俗收益才是人生在世最有价值的追求目标。
如同法国、德国宗教战争后宗教热情的破灭带来了欧洲世俗民族国家的诞生,叙利亚内战同样使得中东的库尔德人、亚述人、雅兹迪人也觉醒了自我的民族意识,这并不会带来着和平,但肯定意味着世俗。
毕竟,当民众的利益在意识形态狂热中受损时,你就不能指望民众还能保持对宗教战士和爱国者的尊崇。因为,没有人会喜欢满身厄运的人,哪怕其道德再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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