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近年面临深刻矛盾：一方面，本地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另一方面，“一国两制”的实践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中央与泛民主派之间的张力有所上升。 反国教、占领中环、旺角暴乱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大中学生担当急先锋，其本土、反中甚至“港独”诉求，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年轻人为何会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是否与教育改革实施以来，通识教育科的引入和中国历史科的式微有关？
罗范椒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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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指出，第一，通识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探讨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现时不少老师凭个人价值取向，采用“拿来主义”，只跟着某些报章的方向走，完全偏离设计者初衷。第二，初中阶段学校有义务提供每周两节的中国历史课程，无论是否独立成科，都不应少于此量。教育局有责任确保所有学校达到要求。第三，学习历史不等于会爱国，爱国不一定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关键是要破除心魔，对今日的中国产生归属感。
中史之辩：多学历史不一定爱国
教育界一直存在“国民教育的根本在国史，国史教育的根本在中国历史科”的观点。然而，千禧年初的教改削弱了中史科在初中的独立地位，新高中课改又使高考报考该科的学生急剧下降。学校因报读人数少，取消该科的现象亦存在。故有学者认为，国史教育欠缺，对国家没有足够的温情和敬意，是部份学生举起“反中”大旗的原因。
罗范椒芬否定这一说法。她肯定中国历史科的必要性，表示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国史在回归后的初中课程大纲规定是必修科，每周应有两节课时。回归前，职业先修学校并无国史科，因此约有 10% 的初中生完全没有接触国史的机会。就业内人士反应，有学校两周仅有一节中史课，罗范椒芬回应指，若真有这种情况，教育局应督促学校检讨。她强调，多学历史不等于会更爱国，爱国也不一定要通过在学校学习国史。立会选举中因主张“港独”而被取消资格的梁天琦，名校毕业，父亲是中学国史老师，自幼受国史熏陶，高考亦选了国史，但他是否爱今天的国家？罗范椒芬表示，学习国家的过去，不必然对今天的国家产生认同，关键要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打破心魔，对如今的国家有归属。
通识教育：老师不了解初衷 走偏了
港版高考（DSE 考试）中，通识教育科与中文、英语、数学并列为四大必考科目，分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科技能源与环境六部份，旨在培养学生面对问题独立思考、多角度探讨的能力。
罗范椒芬表示，上一代人读书时少有关心社会和国际事务，这一代通过互联网认识社会。她形容网络信息肤浅、碎片，善于传播仇恨，但又叫人无法摆脱。所以，学校必须从小培养学生全面观察、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时的通识科，因部份内容涉及本地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评价存在争议。一些老师以媒体对国内的批评报道，作为引导学生认识国情的主要材料。有评论认为，学生在社运中表现出的情绪，除了历史原因，通识科的教授方法也是“罪魁祸首”。
对部分老师不搜集原始材料、不作分析、不提炼中心，只凭个人喜好选择个别报章的报道进行讨论的做法，罗范椒芬提出批评。“不能全面客观地审视问题，这样会误导学生。认为所有问题都在政府，是很多年轻老师都有的倾向，这表示他们没能理解通识教育的初衷。”
对于通识科没有课本的质疑，她解释，这是因为社会问题一直再变，但不代表学校就要赶时髦----“港独”冒出来就都去讨论“港独”。相反，应该指引学生去探讨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例如土地、房屋等影响香港经济社会的根本问题。她表示，自 2009 年推出至今，通识科在有些学校展开的不错，但更多学校没有掌握要领。
实践出偏差：教育局应多提供培训
罗范椒芬表示，今日的局面与当初的设想比对，完全走偏。比如一些学校，为了让学生考好通识科，在初中便利用综合人文科，与学生讨论社会议题，实则学生的思想还不成熟，要先打好扎实的知识基础，才有能力议论问题。她批评学校停留在应试思维模式，只为升学考虑，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算。
又如中西史合并，本意是通过横向比较中外，让学生理解近代中国为何衰落，西方为何强大。如果老师民族感情深厚，完全可以教得精彩。而如果老师水平欠佳，不同时强调中国史是“本民族史”，学生就容易把中国的事情“他者化”。
再如中国历史科的课时，有老师抱怨，初中三年涵盖不了从商朝到千禧年的变迁。罗范椒芬认为，如果老师懂得取舍，挑出重点，借古鉴今，可以让学生学得更有意义，还可以让学生掌握规律，学会独立思考----比较晚清、民国、当今对贪腐的处理，就不难明白清朝为什么灭亡，国民政府为何败退台湾，习主席为何能带领国家进步。
罗范椒芬认为，要检讨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老师能否达到要求。她建议教育局通过培训中学教师、确立示范课程、宣讲理念等方式，解决教师在能力和思维上的不足。
谈港独：让新一代重温80年代
对于“本土”与“港独”的冒起，罗范椒芬表示，这是新一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她建议社会开展一场重温《基本法》的运动，让新一代了解《基本法》的产生过程，尤其是争议较大的 23 条、45 条，当年各方是如何达成共识的。以此令年轻人知道，《基本法》的条文是经过反复讨论和妥协的最后决定，不能一下就推翻重来。她认为，在重启政改之前，一定要进行这场讨论，否则即便重启，争议点还是 831 决定。
“这场讨论不仅针对香港的现有制度，也包含比较西方及国家制度的思考。”罗范椒芬肯定国家在选拔人才、推动国家有序发展方面的优势，遗憾这些优点没能在香港得到广泛传播。她表示本港有很多理性的年轻人，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深入宣传，还是可以听进去的。
最后她强调，必须改变泛民主派大谈民主自由，妄顾国际形势、国家利益的局面。同时不能回避国家的不足之处，要坐下来慢慢讲，为什么国家存在问题，正在怎么解决，还有什么困难。只有这样，才能破除困扰港人的心魔。
专家档案：
罗范椒芬，香港科技园董事局主席。前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常任秘书长及廉政专员。2008年1月当选为第十一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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