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奖”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十月国庆期间,都是一年一度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颁奖季节,国人年年望眼欲穿,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期盼国人或者华人能蟾宫折桂,荣膺诺奖桂冠,然而每每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看着邻国日本几乎是年年获奖,无不“羡慕嫉妒恨”。但是当我们反思历史,对比一下近50年来的社会发展历程,我们也就释然了。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遗世独立,不知“汉唐”,遑论“魏晋”
学习热力学的人都知道,开放体系(和外界有足够的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的发展最为多样化,封闭体系(只有能量交换,而无物质交换)次之,孤立体系(既无能量交换,也无物质交换)发展最为缓慢,这是因为孤立体系的自发发展方向只能是通过熵增过程来完成的,也就是社会混乱度逐渐增加的过程。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基本就是处于一个孤立体系中,最终导致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建国后多年的与世隔绝使我国从国际科技圈淡出,脱离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大势,即使当时我们有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家队伍,但是文革期间,一部分人受到了冲击和埋没,一部分人从事“两弹一星”等大科学的工作,没有精力去关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的进展。那时我们不仅政治、经济上隔绝,科学交流和人员往来也基本阻断,整个科学从自由探索转向解决实用性的问题和政治性的问题的格局中来,这种冲击对科学的发展是很大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迎头赶上,但是错过了最具创造力的黄金时期,缺席了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大师已去,绝学调零
文革时期,学校中文攻武斗,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在地,科学已经无人问津,传承出现断裂。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已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学有传人。小说名家沈从文只能去研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数论名家华罗庚只能带一批数学家去工厂搞优选法、统筹法、0.618法;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陈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师也后继无人,只能将满腹绝学附于遗稿之中。叶企孙、束星北等人更是被时代所抛弃,沦落到无学可教,无事可干的地步;傅雷、老舍等一批作家学者不堪屈辱,自缢解脱。既然没有了老师,学生也无学可上,整个教育体系土崩瓦解,而那个时期,不正是现在获得诺奖的国际学者们正在勇猛精进,披荆斩棘的时候吗?
百舸争流,丹心难觅
1978年,当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迎来了恢复高考的时候,千万学子涌进大学校园,如饥似喝的学习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但是我们也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当我们的很多学者再一次走出国门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变化真快,眼花缭乱,根本跟不上节奏,于是乎我们只能做跟踪式的研究。即使跟踪,也颇为不易,因为我们不仅精神上是一片空白,物质条件也极为缺乏,很多大型设备我们无力购买,于是只能出国从事研究,所以一大批的学生再一次飘洋过海,从他们父辈出发的地方启航,再做一次文化和科学的启蒙运动。据统计,那个时候出去美国读书并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国外,因为国内没有科研条件和科学的氛围。即使如此艰苦的条件,我们当时也做出了一些世界级的工作,比如1984年,郭可信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在准晶体的研究中,在过渡族金属合金中也独立地发现了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不过遗憾地与“第一名”擦肩而过,郭可信团队还先后发现了二维八次对称准晶和十二次对称准晶,并在国际上首次生长出毫米级的十次稳定准晶单晶。如果这个工作再能早两年做出来发表,没准也能与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一起分享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呢。
鲲鹏有志,以期来日
中国的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迎头赶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科研投入也稳步增加,处于国际前列。于是乎国人对科研的期望愈高,似乎不拿诺奖,配不上我们的政治形象和经济实力。尽管一大批的“万人”,“千人”计划人才被引进,各种项目人才帽子满天飞,现在我们有钱,有设备,也有人才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出世界级的成果(虽然在某些领域也有不俗的发展,但远不能满足国人的“胃口”)。我们现在依然受到科研软实力的制约,经费分配,科研评价,行政主导的体制等等还是严重束缚了学术发展。我们确实已经走在发展的路上,但是还束手束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理顺这些关系,期许未来的20-50年内,中国应该能够获得与其努力相称的诺贝尔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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