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不谙对岸政治的台湾人，可能还不清楚王岐山是谁；但透过媒体报导或道听涂说，台湾人已普遍知道，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从几年前上任开始，透过空前严厉的打贪行动，已将众多的贪官丢进了监狱，展示出非同以往的铁腕。
这场打贪行动的操刀者就是王岐山。在中国大陆，王岐山有两个重要头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两个都是党职，但在中共特有的以党领政和民主集中制设计下，前者使他位居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能够参与领导决策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党政大事；后者则赋予了他手握“党鞭”的权力，使他可以对中共8，000多万干部、党员依党规党纪进行稽查处理，甚至包括他们的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
对于经历过威权时代的台湾来说，这听起来也许会有点恐怖。不过在中国大陆，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感受。相反，王岐山还因此声名鹊起，获得中共党内和人民的广泛赞誉，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闪亮明星。他主导的反腐成果，无论是运动层面的打虎肃贪，还是制度层面的重建中共反腐体系和工作流程，都成为这一届领导层最亮眼的业绩。这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就被认为是对这一系列成绩的政治背书。
王岐山不只会打打贪。入主中纪委打贪前，王岐山曾任分管经贸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他任内，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期间，他受命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提升到空前密切程度。他还三次临危受命，成功处理了北京SARS危机、海南地产崩盘危机以及广东信托倒闭引发的地方性金融危机，屡次为大陆执政党和政府解决棘手问题。这些扎实的政绩，使这位历史系毕业的前国民党低阶军官的儿子获得了“救火队长”的美誉。
一些人可能会问，如此看来看，王岐山确实能干，但这和台湾有什么关系？他的那些成绩，是在一个中央集团的威权制度下取得，仰赖于中共一党执政所赋予他的巨大政治权力；而台湾已经进入选举民主社会，他的那一套在台湾根本无法实行，讨论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是的，王岐山有多能干，和台湾确实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讨论王岐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经历，对于正进行政治及经济社会重建的台湾，尤其是对以“解决问题”为己任的蔡英文政府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恰恰在于对民主制度的反思。从威权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对台湾来说是一大幸运。但是台湾人必须搞清楚的是，民主的本质在于透过制度设计，让民意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体现，而不是光有选举权利和表达自由。如果选举和言论自由无法让民意在政策层面得到伸张，不能“解决问题”，就算这样的制度得到民主自由加持，于人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比如，当民意普遍认为台湾需要发展经济，这套制度设计能否保证将真正懂经济的人放到领导位置？能不能保证当选的政党和政治家们真正将人民的经济诉求当成大事，监督他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并将之落实到位？
台湾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人必认真守护。但是台湾人也应考虑，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足够成熟？这个社会有没有因为陷入对民主的过分迷思，而导致什么事也干不成？威权的缺陷，在于可能导致社会损伤并带来专制风险，大陆的威权体制就制造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台湾的威权也曾制造过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但也正是这样的体制，在文革后回应了大陆人民对经济建设的诉求，使邓小平能透过改革开放，在短短30多年就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王岐山领导的反腐也是如此。当人民觉得腐败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就立刻回应人民诉求，将之从政策层面落实。台湾也有过蒋经国时代的类似经历。所以，威权不代表落伍，选举不代表民主，自由民主不代表就能自动推动社会进步，关键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个启示，是政治家必须承担历史使命，而且要力求将这种使命和人民的期待相连接，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百科全书对“政治家”的解释是“指从事或积极投入政治的人，且其有理想，能为国家与人民着想，其动机着眼于民众的福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政客相比，人们对政治家有能力上的评判标准，认为政治家应该在政治上有相当建树，要求他们对政治事务熟练，在促进国民福祉及全体利益上有重大影响力；也有道德情操上的评判标准，即要求他们要突破狭隘的个人或集团私利，从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光明正大地治国理政，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君子的认知。
用这样的标准评判，王岐山的“政治家”称谓，当之无愧。在其从政的不同阶段，从担任共产党领导人的智囊；驰援广东、海南、北京，充当“救火队长”；到分管中国经贸并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成为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扮演在中共党内“抓鬼”的角色；可以说他一路都在“解决问题”，不仅担负了历史责任，满足了人民的期待，还发挥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推动了社会进步。
台湾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人物。在台湾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上影响深远的李国鼎，就是这样的政治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回应台湾人对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及民主自由的期待，能够突破家族和政党私利，大胆推动政治解严，进行经济建设，放开两岸交流的蒋经国，也是这样的政治家。但是在蒋经国、李国鼎之后，台湾政坛上出现太多自私自利，或光会耍嘴皮子沽名钓誉的政客，让台湾一步步跌进了经济停滞、社会撕裂的泥淖，甚至将两岸推到战争与对抗的边缘。
新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期间以维持现状、发展经济和构建公平社会为主轴，展露过政治家潜质；在“5·20”就职演讲中以“解决问题”为己任，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当精神；过去这几个月内，在其某些施政领域也展现了魄力和坚毅。但直到现在，她还无法戴上政治家的冠冕，必须更积极回应人民对发展经济的期待、信守在两岸关系上维持现状的承诺、抛弃基于政党私利和意识形态束缚的政治厮杀、推动台湾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让台湾人切实感受到她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才行。
第三个启示，是执政者如何在方法论层面打开工作局面。就执政者来说，很大程度上，方法论的重要性都不亚于价值观。历史上，有太多立志高远的执政者，因为方法失当而黯然退场，台湾就有这样的前车之监--马英九在两岸关系和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上成绩斐然，却因为方法失当且不善与年轻人沟通，而被政治对手操弄背上了“卖台”包袱。
对执政者来说，如何在问题和挑战面前，跨越表象的干扰，直接抓住本质与重点，透过点的突破带动面的进展而将问题解决，需要超强的洞察能力和政治手腕。在民主开放体制下的网路时代，更需要准确把握节奏，积极回应舆论和民意。威权体制下的王岐山或许在这方面没有太大挑战，但是对蔡英文和她正面临能力质疑的执政团队而言，必须正视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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