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排名第78的中国队意外输给第114名并且处在内战中的叙利亚队。而中国的邻国日本队和韩国队则双双取得了胜利。虽然从整体上看东亚球队占到了上风，但中国队依然是“东亚扶不起的阿斗”。
中国足球怎成了“阿斗”（图源：新华社）
在足球方面，中日对比的文章多如牛毛。有人说是体制问题，有人说是人的问题，还有人说是运气、裁判的问题等。但不论如何，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男足是全面压制日本男足的。在1975年6月23日的亚洲杯预选赛中，中日首次碰面，拥有容志行的中国队以2-1战胜日本；1980年6月和12月，中日两队再次交手，中国队以两个1-0，取得对日三连胜。1987年奥运会预选赛上，日本队也是以1:2负于中国。
然而，这种势头却在90年代戛然而止了。从1991年后的15年里，中国队仅在1998年取得过一场小胜。继“恐韩症”之后，中国队又患上了“恐日症”。
其实，日本能够连胜中国，与其自身的改革密切相关。1993年，日本开始全面学习欧洲足球制度，实行足球职业化改革。完善的青训体系、“地域密着型”理念、合理的联赛制度，为日本国家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据统计，日本足球人口从1979 年到2010 年，由原来的273,887人增加到了900,880 人。
体制改革后的日本足球水平不断提高，在大赛上也取得骄人的战绩：到如今，日本男子足球4 夺亚洲杯冠军，5闯世界杯决赛圈；女子足球更是勇夺2011 年世界杯冠军，J 联赛也被誉为“亚洲足球第一联赛”。
都说体制改革，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拿中日球员的成长经历上做一下微观对比。对比的球员分别是：香川真司、本田圭佑、郑智和张稀哲。
先从香川真司说起，1989年出生的香川现效力于多特蒙德，是日本的中场核心。他在小学1年级时，开始接触足球。在小学5年级时，便到“神户NK足球俱乐部”接受足球训练。2001年，香川真司升入仙台市立八乙女中学就读。在神户NK的主教练劝说下，加入了位于宫城县仙台市的FC宫城。此时，香川真司被挑选为U-15日本队代表。2004年，香川真司进入宫城县黑川高中读书。在他高2时，被破格参加仙台杯国际青年足球大会(U-18)，并获得MVP。由此，高中毕业后，香川真司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身披4号的本田圭佑也有与香川真司类似的经历。在小学二年级时，本田就进入了当地的一家球队踢球。升入初中后，他被选入大阪钢巴少年队，与安田理大和家长昭博成为队友。初中毕业，本田升入石川县的星棱高中，继续着自己的足球梦想。在高一时，他带领球队获得“全国青年锦标赛”亚军。此时的本田，由于能力出众，引起了日本足协的注意，在他高中时，就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日本“联赛杯”的正式比赛。
从两人的经历看，他们都是在学生时代喜欢足球，并坚持到高中毕业，学业与足球是同步进行的。
反观中国。“亚洲足球先生”郑智在日本的名气也很大，但郑智在俱乐部取得的成绩显然要高于国家队。1980年出生的郑智，在10岁的时候就进入辽宁少年队踢球。1996年，辽宁少年队从辽宁足球俱乐部独立出来成立辽宁青年队，郑智从而得以随队征战乙级联赛。之后，经过各种纠纷与转折，郑智被租借到深圳健力宝队。2000年，郑智以右后卫的身份进入国奥队，开启了自己的国家队之旅。
“10号”张稀哲被誉为“中国足球的新星”，1991年出生的他，在少年时期就到秦皇岛足校求学，后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梯队中的一员。2009年8月，首次代表北京国安队在中超出场。10月，代表北京队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足球比赛，并获得“最佳射手”。2012年，获得中超联赛最佳新人，同时入选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郑智与张稀哲都是从小进入足球学校训练，随后一步步进入省队、国家队。严格的说，他们都没有接受正规的初高中教育。
由此可见，中国球员在教育水平上是不如日本队的。如今的日本国家队大多是高中以上学历，其中也不乏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的武藤嘉纪和毕业于明治大学、效力于国际米兰的长友佑都。而中国队，则大多是从小就踢球长大的专业球员。
中国队在学历上低于日本，这是事实。从客观的角度讲，小学生与初中生，初中生与高中生，高中生与大学生，在文化素养和技战术水平上肯定是有差距的。学历高，这也是日本球员更容易适应海外俱乐部的原因之一。不仅在足球方面，文化水平低、学历低是中国体育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与日本相比，诺贝尔奖、科技输在教育上，足球也输在了教育上。
中国足球不仅需要改革，更需要提高球员们的文化水平。不仅需要足协的努力，更需要中国教育者思想的转变。孩子的童年不仅需要学习，更需要追求梦想的快乐。语数外老师要把体育课还给学生，初中高中更要把操场还给学生。毕竟，真正的体育，不是某些人升官发财的工具。真正的体育强国，更不是几块奥运金牌就能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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