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改革根本目的是民众高不高兴”的保证余音未散，北上广深地方政府就同时“默契”地出台异常严苛的网约车管理“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引发舆论剧烈反弹的同时，也将此前信誓旦旦的中央部委置于尴尬境地，某种意义上让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日益暴露在明面。
民众呼声极高的网约车新政首次落地，北上广深在国庆长假结束的第一天纷纷出台了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的“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而这一切实关系到网约车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的政策却给民众浇了盆冷水。
网约车的尴尬境地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央地步伐的不统一（图源：新华社）
此次四地新政从驾驶员户籍、到车型、车辆产权等等，事无巨细地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北京和上海就规定网约车司机必须有本市户口，从事网约车车辆必须悬挂本地牌照。借此牢牢控制了车牌、司机和车辆这三个最重要的准入门槛。难怪有舆论评价，名为《暂行办法》的新规却给网约车戴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枷锁。
而在四地政策出台前，民众却抱有极高的期待。此前，交通部在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引发较大批评后，及时出台暂行办法，对原有的一些保守、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修改删除，从而扭转了舆论的呼声。彼时，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更是公开表示：“这次改革我们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方便不方便，这是我们评价的标准”。
但四地新规出台以后，民众惊觉，原来中央的标准在某种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地方政府。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且被李克强大力倡导的分享经济几乎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而网约车作为分享经济在中国最大的落地载体，本应是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推进，而今却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有些地方政府以自身利益为重，在落实中央政策时“钻空子”。
具体到网约车上，并不是每一个管理部门都会自愿走出监管舒适区。如果能够比照出租车进行管理，将是多数政府驾轻就熟的路数，而另起炉灶，新增一套全新的办法，不仅平添工作量，同时还会加大监管风险。
而从控制监管风险的逻辑出发，北京对“京牌京籍”的热衷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基于实际情况，在北京这座汽车摇号中签率已降至0.14%，甚至有部分本市常驻居民也被迫上外地牌照的城市，即便是放开京籍的限制，也不会导致大量外来司机的流入。
正是由于只着眼自身利益，部分地方政府才会跟中央“叫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制定政策法规时的疏漏使得地方政府有空可钻。先前交通部在修改管理办法时，保留了“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运营要求，由相应的出租车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这一规定。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地方实际”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阻碍，也变成了地方政府敷衍中央政策可利用的工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本就改革意愿薄弱，加之操作空间与躲闪空间较北京城里的部委更大，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央政策在落实时面临阻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北上广深作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颇具分量的大城市，此次选择同一天行动，在“法不责众”表象下，隐藏的“软抵抗”中央思想在地方蔓延的危机，或将成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温家宝曾感叹“政令不出中南海”，而李克强也曾斥责“部长都同意的事情，难道还要处长来把关？”中国两任总理的无奈和愤怒表明中央和地方矛盾的由来已久，而切实解决这一矛盾，实现中央、地方都切实统一到广大民众利益这一平衡点上，不仅是中共政策畅通的必然要求，也是内部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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