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到底如何？

北京在今年9月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即将结束征询期，预计在本周五正式颁布。有些媒体预测，包括宗教团体的财务审查，赴海外学习宗教的学生的行为管理等，都将会纳入这个旨在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中。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治下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担忧。

中共治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到底如何？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共是共产主义政权，天然敌视宗教，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实行的“三自”（即自传、自养、自办）的宗教政策，以及文革中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人士被迫害更是加重了西方语境下中共敌视宗教的印象。

中共治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吧饱受西方质疑（图源：新华社）

在改革开放前，中共的宗教政策确实相对僵化，宗教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因基督教流派众多，各派人数相对较少的现实情况下，当时的中共在宗教领域实行了“联合礼拜”的政策，也被西方国家解读为中共对宗教的“迫害”。这实际上是对中共宗教政策的一种误读。

而中共实行的“三自”政策，对天主教会“圣统制”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以至于是否承认自传、自养、自办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直是影响中梵关系的核心议题。不可否认，中共的“三自”政策确实出于政治考量，担心西方国家通过教会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但是，中共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1934年2月10日，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派使节正式承认满洲国。同年3月2日，罗马宗座发布敕令，委任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法国人）为“驻满罗马教宗代表”，在长春东四道街天主教堂内设立罗马教廷“驻满代表部”，管辖满洲国境内11个教区。在中共看来，这是罗马教廷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而对于意识形态与罗马教廷对立的中共，担心教廷的“政治渗透”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并不反对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且明确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写入了宪法。1979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宣武门天主堂即恢复了宗教活动，在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的主持下，创办了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中断多年的神学教育得到了恢复。而后在傅铁山主教的努力下，北京政府还拨款在海淀区双清路后八家村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修道院。

在中共看来，傅铁山主教是“亲密朋友”，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打消中共对天主教沦为西方国家政治渗透工具担心的人。后来，傅铁山主教被选举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成为中国天主教的领导人。在傅铁山主教的主持下，中国的神学教育、圣经出版等教务工作逐渐繁荣。位于中国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是中国专门印刷圣经的工厂，那里每分钟可以印制23本圣经，年产量达到了1500万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本圣经印刷工厂。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超过了8000万册，并且每年还在以350万册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很难想象，如果中共打压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

事实上，不仅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宗教经典和相关宗教书籍在中国大陆大量的公开出版发行。而中共也机遇了宗教领袖以特别的礼遇。诸如天主教的傅铁山主教、基督教的丁光训主教、佛教的赵朴初居士、十世班禅、伊斯兰教的包尔汉都被中共赋予副国级待遇，这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了中共仅仅是担心宗教的“政治渗透”，并非排斥宗教本身，也不反对公民的正常宗教生活。

中共在西方社会“迫害宗教”的形象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一种偏见，西方社会需要正视中共在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方面的努力，而中共也需要做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