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强人总统卡里莫夫的逝世,让这个人口最多的中亚国家前途变得扑朔迷离。当世人随着媒体去揭开其层层面纱,突然发现这个长期远离聚光灯的国家乃至于整个中亚,都正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没有了卡里莫夫的乌兹别克斯坦,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图源:VCG)
强人政治后遗症
自1989年当选为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卡里莫夫统治乌兹别克斯坦长达27年。他曾被西方列入“世界十大独裁者”行列,以对社会控制之严厉闻名世界,任内历经苏联解体危机、安集延暴乱和两次吉尔吉斯革命等事件的冲击,始终岿然不倒。脱离苏联以来,拥有129个民族,人口超过3100万的乌兹别克斯坦,民情政情十分复杂,在卡里莫夫的强力统治下,得以保持某种稳定。
可表面的平静之下,却隐藏了太多不稳定的因素。饱受国际社会诟病的“伪民主”、接班人问题、伊斯兰复兴、原教旨抬头导致的社会撕裂与纷乱、中美俄大国染指此地的角力博弈等等,都令乌兹别克斯坦的未来隐忧重重。如今,随着强人总统逝去,政治走向更充满未知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正被接班人问题弄得措手不及,包括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副总理阿齐莫夫、防长伊诺亚托夫以及卡里莫夫小女卡里莫娃,这些热门总统接任人选的民众呼声与“国父”卡里莫夫都相去甚远,也不具备在马尔罕派系和塔什干派系之间维持平衡的力量。而晦暗不明的竞争,也意味着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毫无规则,分化和对立在所难免,多重隐患如定时炸弹一般,让政权脆弱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
其实类似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情况,在整个中亚都较为常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都曾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1年才独立。除了刚离世的卡里莫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同样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执政至今的强人总统,不仅都将面临接班人问题,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国内外的民主转型压力。而中亚国家上一次见证强人政治的权力过渡,还是在2006年的土库曼斯坦。但那是个体量要小得多的国家,而且即便如此,同样从苏联时代起便掌管国家权力的总统萨尼亚佐夫病逝,接任总统位置至今的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当时却遭到了嘘声。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道理所言,当卡里莫夫之类的克里斯玛型政治人物退出政治舞台时,整个国家将难免陷入不确定性之中,甚至留下后遗症。强人领袖经年累月的统治给国家烙上了深深印记,民众原有价值观念很难改变,接受一种新的理念比较困难,和平时期下的接棒者,短期消解甚至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得到民众信任与转变恐不现实,从而使后强人时代的问题日益凸显。
恐怖主义阴云笼罩
许多人了解中亚,都是从其为基地、ISIS等恐怖主义组织输送人员开始。这是因为中亚复杂的政治、宗教环境容易滋生恐怖主义。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普遍存在政治专权、压迫和腐败现象,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甚至一度被称为警察国家,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或怨气。另一方面,中亚各国本来就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在苏联的遏制下,伊斯兰信仰一度处于颓势,但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压力的解除使得中亚顿时陷入信仰真空,这无疑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最活跃的空气。
因为这个原因,虽经各国政府联手打击,加之有政治强人的政治高压管制,极端宗教势力、分裂势力等依然在中亚找到了最佳栖息地,中亚也因此而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人员集散中心和重要输出地。2015年,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援引西方机构数据称,在过去三年中,有2000——4000名中亚人加入ISIS,其中来自乌兹别克的超过千余人,其他中亚国家分别在数百人至数十人之间。后来,随着国际社会对ISIS的打击,为保存战斗力,一些ISIS武装人员又开始返回自己国家。比如,2015年12月30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内务局新闻处发布信息称,但这旋即又造成另一个问题,即ISIS的溃败,更加策动了人员向恐怖主义土壤肥厚的中亚地区渗透、回流,成为了中亚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与ISIS具有从属关系的其它组织的联合,也让中亚蒙上恐怖主义的阴霾。比如,令乌兹别克斯坦头疼不已的“乌伊运”,组织内近三分之一的中亚籍武装分子都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再如,宣布效力于“塔利班米拉姆沙赫密谋活动”与“叙利亚战线”的恐怖组织“卡吉巴特-伊玛目-布哈里”和“让纳特-奥什科拉里”,虽创建不久,但在局部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加,直接影响中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大国角逐之地
位于欧亚腹地的中亚“五个斯坦”,除了拥有丰富的石化能源外,还是连接欧洲和亚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在政治地理学上受到“宠爱”。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将中亚比作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推导出“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全世界”的经典陆权说理论。二战之后,尽管领土扩张成为国际关系的禁忌,陆权说也逐渐落伍,但这并不妨碍中美俄等大国在中亚进行的激烈地缘政治博弈。
俄罗斯视中亚为传统势力范围,不容许其它国家威胁它在中亚的支配地位。尽管“9•11”事件后,俄罗斯一度允许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但随着中亚国家“去俄化”倾向明显,以及对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警惕,俄罗斯采取一系列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的措施来巩固其在中亚的影响。美国进入中亚虽然较晚,但出于反恐战争的实际需要和遏制中俄的考虑,先后提出“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计划,不仅同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建立军事基地,而且推动“颜色革命”,试图把中亚纳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至于中国,则出于对国家安全和能源问题的考虑,一方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展开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反对美国驻军中亚和推行“颜色革命”,另一方面与中亚进行经贸往来,已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提出涵盖中亚的“一带一路”战略。除此之外,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国也试图通过不同方式介入中亚,试图从中攫取符合自身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利益。
当前中亚呈现出“传统玩家”俄罗斯、“全球霸主”美国和“实力新贵”中国三国博弈的局面。而从始至终,无论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曾对中亚建立过一劳永逸的控制。没有稳态必然意味着博弈仍将持续,换言之,即大国对中亚地区掌控失序的可能依然存在。而种种混乱无序背后的风险,也注定震荡的中亚局势在未来短时期难以平复。尽管时下的中亚,利用大国博弈的缝隙,以能源为筹码,尚能维持“多元平衡”外交,游刃于几个大国之间,但从过往地缘政治的规律无不说明,大国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令域内国家卷入危险的漩涡当中,甚至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可以说,同时夹杂着强人政治后遗症、恐怖主义阴云、大国博弈的中亚,未来走向一直充满不确定,扑朔迷离。只不过因为中亚一直相对封闭,又不及中东、南海和朝核等区域吸引眼球,所以经常在有意无意之中远离了世界舆论的中心。但这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政治问题和地缘争夺正在蓄势爆发,整个中亚,其实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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