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夜，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会是一个跟娱乐有关的夜晚。文学到底有多腐朽，需要娱乐圈乃至一名歌手来拯救？这当然是个伪命题，只是大家一味地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在常年循规蹈矩且刻意遗漏重要文学符号性作家的同时，也似乎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文学在她的一亩三分地里这些年是显得多么地卑微和滑稽。
鲍勃・迪伦虽然在中国也算是耳熟能详，但在这个关键节点被论及伟大时，也常常充满误读和谬误。比如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这或许是诺奖评委对他们自己的青春做一点缅怀……这有点行为艺术了。”另一位北大教授张颐武认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妙想天外，别出心裁得匪夷所思，真可以说是黑天鹅事件了。”可怜的是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根本不想知道这次获奖的人是谁，对他的作品进行哪怕是浅层解读的兴趣都无。
鲍勃・迪伦的歌词更专注的是对社会运动的贡献，他不仅是属于美国上世纪六十七年代的反抗一代，他的格调和精神更属于无数后世年轻人。如果说音乐中有文学性，那么从美国上世纪一代民谣歌手身上可以找到确凿无疑的佐证。鲍勃・迪伦的歌词不是最为诗化的，但置于更广袤的历史长河，那些令人颤抖不安并发出精神指引般的歌词，却是最为充满文学力量的文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鲍勃・迪伦相继发表两张唱片《鲍勃・迪伦》和《重访61号公路》开始，他的反抗哲学和逆主流而上的精神，就开始影响整个世界。与我们的摇滚或民谣歌手暧昧地表达社会判断不同，鲍勃・迪伦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且跨越了时代局限性地令自己的“情绪”可以抵达半个世纪之后的年轻人心底。与其说鲍勃・迪伦用叛逆和深入社会内部的反抗精神迎合着当时世界的巨大社会思潮，不如说正是鲍勃・迪伦这种从底层挣扎呼啸而出的人，在消灭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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