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即，其中六中全会是否发生政治局委员的人事变动、哪些地方大员会入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1977年十一大至今，中共地方大员在政治局中一直占有一定席位，其中他们的地域分布体现了在中共决策层面中的地方话语权。然而，哪些地方的大员可以入局？哪些地方大员经常入局？政治局中地方大员的分布如何变动，则体现了中共决策层面背后的政治考量。
政治局地方大员分布体现中共的政治考量(图源：Reuters/VCG)
近日，陈全国，李鸿忠在接管新疆，天津后，成为外界舆论中的入局人选大热门。因为，在近几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中，都出现了新疆、天津书记的身影，因此，也引发了了陈全国，李鸿忠入局的猜测。通过对近几届政治局委员名单的梳理，我们发现政治局中的地方大员都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新疆。这是否已经成为了中共政治局一种传统？这种地方大员格局是否已经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制度性安排？抛开人事猜测，我们可以发现中共40年来历届政治局委员中地方大员的分布，其实都有其背后的政治考量。
京沪战略地位突出 大员入局已成惯例
通过对自十一届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梳理可以发现，在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委员构成中，“因人入局”的情况比较常见。因此，政治局委员的地域分布变动也频繁。因早期的政治局委员中，有大量的革命时期的中共老干部，他们多数任职于军队，因此，在早期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在军委或地方军区任职的高级将领在政治局中占有一定位置。十一大后，这种现象出现了改变，地方军区司令员则逐步退出了中共政治局，由各地方大员取代。
今天政治局的地方大员分布已经形成了“四个直辖市书记+广东+新疆党委书记”模式。从制度设计上，中央考虑将政治局中的地方大员，分布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区域。因为直辖市的设置初衷就是在广袤的国土上，设置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中国的直辖市就分设立华北、华东、西南等区域，这也与政治局所需要的地方大员身份相吻合。而华南和西北地区则选择出广东、新疆作为代表省份，掌握华南、西北多省在中央决策中的话语权。
北京、上海已经成为了入局最频繁的地方。自1977年至今的八届政治局中，北京入局6次，上海入局7次。北京、上海频繁入局，主要是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
其中，入局频率最高的上海，位于华东地区，曾产生过江泽民、吴邦国、黄菊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一直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具有相当重量的话语权。上海在中共建政以前，就是中国东部经济的龙头。在中共的改革开放中，浦东新区更是成为中共经济改革的亮点，称为全国改革的示范。虽自2006年发生“陈良宇案”，上海一直受到争议，但因其属于中国大陆与北京齐名的“超一线”城市，其在中共高层决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一把手”一直由中共高层的重要官员担任。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政治地位无可替代，北京市委书记入局也是天经地义。2014年中共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北京的地位更是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其在高层决策中的话语权较之以往更是大为增加。
北京和上海在政治局中的地位随着政治局的制度化而不断巩固加强。如今，北京、上海入局已经成为中共的一种政治惯例，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则是因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中共政策倾向转移促粤新渝大员“入局”
1992年十四大上，中共决定实行市场经济。在此之前，中共划定的五个经济特区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示范区域，广东占了其中三个。再者，在地理位置上，广东与香港、澳门接壤，广东实现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由此可见广东在中国实现市场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广东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地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随后的政治局换届中，广东省委书记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日后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张德江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则一直被外界看好，成为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中最年轻的官员之一。
2000年，中国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解决中国区域发展过大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中共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当选政治局委员，正式将地处西北的新疆带入政治局，自此之后的十七届和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都出现了新疆书记的身影。新疆入局说明新疆成为中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同时，自2000年代以来，新疆南部恐怖袭击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反恐形势愈发严峻，新疆入局无疑有利于中共在决策中向新疆倾斜，实现新疆社会的发展。
200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而后使重庆成为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的地位更为特殊，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政治动态的一个窗口。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是中共的直辖市，与省同级别。虽然当年的重庆很大程度上是“因人入局”，但重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小觑。1997年，中共设重庆为直辖市，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重镇，同时也是中共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或许由于重庆发生过敏感的政治事件，自薄熙来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一直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重庆也成为了入局省份。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则仅有四川省委书记入局的历史。
山东、湖北当年入局，则更多是因为时任省委书记个人原因将这些省份带入政治局的。如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官正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
东北入局历史空白会否改变？
纵观地方大员入局历史，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皆有入局记录，唯有东北地区入局历史空白。黑龙江、吉林、辽宁一直以石油、煤炭等重工业闻名，被称为“共和国长子”，但东三省的大员却始终没能进入政治局，这也反映在中共高层决策中地方话语权分布的独特现象，其中的原因值得玩味。
随着近年传统行业衰落、加之国内产能过剩，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遭进入瓶颈期。东北地区的国企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改革，成为影响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国企的改革则需要在中共的整体布局下进行，因此，政治局中缺少东北地方大员，或成为中共决策的短板。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北京、天津、河北之间的地区界线逐步被打破，三地公共政策更趋协同，北京与天津在国家战略发展上可能出现职能重叠的现象。因此，将有限的政治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增加东北地区的话语权，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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