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纪委拍摄的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已在10月17日开播，这部展示落马高官忏悔画面、披露贪腐细节的8集专题片将连续播映至25日，这也被视作在为中共六中全会前的舆论铺垫。
不过，在播出第一集的《人心向背》中提到，毛泽东和黄炎培曾在延安谈话的内容，内容大致之意，“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纵观中国近百年历史，常不禁令人感叹“多难兴邦”，曾历经多次生死存亡，最终都坚挺走过。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执政伊始，重提“毛泽东历史周期谈话”，有观察者认为其中暗含两层深意，第一，共产党人必须高度警惕跳不出兴亡周期律；第二，共产党人必须高度自信能够跳出兴亡周期律。
习近平一系列改革都在避免共产党出现“人亡政息”（图源：新华社）
一个“警惕”，一个“自信”几乎涵盖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中国之后，进行的反腐、改革、破立新规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人事、军队、经济等方面，无不在向外界表明，中国是可以克服“历史性周期律”。
三次尤关生死存亡
中共在1921年的风雨飘中草创，一路几经内忧外患，至今确立内地执政地位。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核心内容，企业在短期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
而1958年就成为中共一个转折点，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当年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谁都无法料到这竟会是最终导致中共政权严重危机，以及数百万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的一场庞大的政治经济运动的开始。
直到今天，对于大跃进中的死亡人数仍存在争议，有相关统计分析从1,800万到4,500万不等，也有学者认为其死亡人数是2,000-3,000万。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共自“进京赶考”以来所遭遇的第一个严重之争危机。
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大跃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毛泽东与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出现裂痕，一度被迫退居二线，这也恰恰给他日后为夺回“王权”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普遍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文化与道德沦亡，整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样一场重大的“人祸”后，中共于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当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一阵创痛，1989年的“六四事件”最终以悲剧的方式收场，至今中共对于“六四”仍避而不谈。但不可否认，在三次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磨难中，中国确实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也是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如今，中共再面对“历史周期律”，有了些许底气。
如何化解挑战？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一个朝代刚兴起时充满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开始退化，社会也随之衰败，直至消亡，周而复始。严格说来这个定律并不准确，中国部分朝代不是完全亡于衰败退化。比如宋朝虽然有政争有腐败，但在灭亡时仍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地区，却亡于蒙古不可阻挡的铁骑。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中国，已经不大可能因为外力因素而衰败下去。
若是从人才选拨的角度而言，中国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且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来自北京的学者成文，其一，今天中国虽然延续了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但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是从全国选拨的人才；其二，必须要有长达几十年的基层管理经验和考验；第三，有任期制。
此外，从“历史周期定律”中还可窥见一个经济因素，即是：当一个新朝代开始的时候，由于长期战乱，人少地多，政府可以从容地进行分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很容易解决。但随着人口的扩张、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以及农业生产率不可能大幅提高的限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
但今天的中国，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经济、城市社会，并和世界同步进入信息社会，而且全球化使得资源交换的成本大幅降低，完全可以解决近现代之前相当多无法解决的人与资源的冲突。全球化经济当然有新的挑战，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局限已被打破。
导致中国朝代衰败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从上到下层级过多，信息传递过程容易失真。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深度的全球化也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不仅高速而且成本极低。
这个科技进步，对于小国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中国这样规模超大的国家却带来难以估量的正面意义。
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体系化、制度化的调研咨询机制。国家的有效治理在技术层面也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虽然挑战永无止境，但中国共产党通过继承、借鉴和创新，已经有可能解决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中诸多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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