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云（1926--1952），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玉屏村邱家沟。
1952年10月，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高地前沿是一片开阔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潜伏，他所在排潜伏在高地东麓距敌前沿阵地仅60多米的蒿草丛中。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燃着了棉衣。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
邱少云的形象和事迹一直为中国大陆作为教育样板（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针对日前对邱少云名誉案的审判结果，中过军媒给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国防报10月20日消息，日前，以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贬损邱少云烈士形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处“作业本”、加多宝向原告邱少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元。
一元钱，数目之微，可以不计，但意义之巨，却无与伦比。
应该看到，无论此案，还是不久前了结的狼牙山五壮士案，本质都是舆论阵地的激烈博弈，分毫不能相让，寸土誓必相争。
毛泽东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难发现，近年来网上网下类似诋毁领袖、抹黑英雄、曲解史料、攻击体制等行为，与敌对势力当年在苏联政治剧变中上演的舆论闹剧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一元钱的判决”远不止于物质的胜诉，而是舆论博弈的胜利。
胜利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可以使社会大众明了政治的大是大非、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回归英雄的精神标高，看透“推墙派”“深船派”“带路党”“凿船党”的险恶用心，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性局面。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还是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舆论领域的博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也一刻没有停息过。当年，红军在湖南炎陵县城写下一幅标语：“优待白匪投诚的白匪士兵！”白军占领县城后，将标语中的两个“白”字改成“赤”字，红军二次打进县城，又改了回来。
一“赤”一“白”，县城几度易手，标语几次更改。
长征不仅是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生死较量，也是舆论阵地的激烈博弈。红军内部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
每到一处，红军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文艺演出，张贴宣传标语。红六军团出发时携带的各类宣传品多达160万份，光挑印刷品的担子就有近百副。
红军唯一的官方报纸《红星》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长征专号28期。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与马克思主义。” 这个“创造性”敌人也很清楚，而且更具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长征期间连续三次报道了“朱德死亡”的消息，以乱我军心，打击士气。1935年4月9日称“朱德即共匪中三大领袖之一，已于三日前阵亡”；4月16日又载“我们朱先生死了，即是匪魁朱德”；4月19日再报“朱先生此次在猪头口作战阵亡”。如此对红军以假乱真、污蔑诋毁、偷梁换柱的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各类报刊上屡见不鲜。
“上甘岭已危，十五军安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虽不闻金沙水拍、未见大渡桥横，却也处处惊心动魄、杀机重重。思想舆论阵地一旦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意识形态领域打了败仗，就等于精神缴械投降。面对敌人的咄咄攻势，我们唯有弘扬长征精神、当好红军传人，拿出飞夺泸定桥的胆气、转战乌蒙山的豪气、强渡嘉陵江的勇气，铆在主阵地、挺在最前沿、下好先手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才能做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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