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香港新一届立法会举行议员宣誓仪式，三名“港独”议员趁机发表激进言论，由此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渲染大波。
其中，梁颂恒、游蕙祯于宣誓仪式期间展示“香港不是中国”（HongKongisnotChina）的蓝色旗帜，并在誓词中加入“香港民族”等的表述，将中国说成“支那”。而游蕙祯甚至在誓词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故意读成侮辱性脏话“People‘srefuckingofChina”。
毫不意外，这种激进言论很快引发了香港亲北京方面和大陆舆论的怒潮，一时之间，三名港独议员顿时成为焦点人物——这也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迅猛攀升。
事实再次证明，港独运动的激进领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群众运动的初期宣传技巧，而这也是历史上那些极端政客的典型宣传策略。
2013年，此前默默无闻的学运领袖陈为廷用鞋怒砸苗栗县长刘政鸿，这使得他声名大噪，迅速成为台湾著名政治人物（图源：中央社）
1926年11月，年轻的说谎专家约瑟夫戈培尔被阿道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负责将虚弱不堪、一无是处的柏林纳粹党组织改造成令人生畏的政治机器。这位身无分文的诈骗天才，买的三等火车票，带了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几件旧衣服，几本书，以及一叠手稿），迈着瘸腿，步履蹒跚地来到柏林——这座他发誓要征服的城市。
柏林区的纳粹党组织在当时以组织混乱、财务糟糕著称，但戈培尔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一个初期政党来说，真正的威胁并非人事和财务的窘迫，而是纳粹党在柏林缺乏影响力，在赤色工人的红旗和社会民主党的喇叭面前，柏林纳粹党犹如一条寒酸蜷缩的毛毛虫。“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纳粹党要想在柏林崛起，就必须在政治冷淡的柏林舆论中树立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对此，戈培尔自有其见解，“柏林人不过是一群浮华自私的小市民，目光短浅却自以为是。他们无时无刻都迫不及待地需要耸人听闻的新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无可救药”，他写道，“民众或许会对政治缺乏兴趣，但他们一定会被暴力、血腥、刺激的所吸引，总之，征服群众，要从征服版面做起，而征服群众者，就必能征服柏林。”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戈培尔邀请许多柏林工人参加纳粹的群众集会，集会在德国共产党人的地盘法鲁士大厅举行，这意味着公开宣战。大会刚刚开幕，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开始捣乱，事先埋伏的冲锋队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勇武，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无情的毒打，戈培尔下令将这些浑身流血的敌对者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哄堂大笑中发出痛苦的呻吟，“这样宣传效果才会更好。”戈培尔博士以残忍的方式展现了他对宣传的理解，“从此以后，整个柏林都会对纳粹党望而生畏。”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接连登上了柏林报纸的头版。那些对纳粹闻所未闻的柏林人开始意识到，原来德国的首都还有一支强大凶残的政治势力。主流媒体对纳粹的态度是诅咒式的，但这毫无意义，接下来的几天里，大约２8００名柏林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５34人申请加入冲锋队。
总之，在五个月内，戈培尔博士充分证明了自身的传销才能，并使得纳粹柏林党组织迅速强大起来：总部逐步向市中心靠拢；人事组织开始正常化；财会制度走上正规——到１９２７年5月，柏林区党部不但偿还了所有债务，而且还有3万马克的资产，并在三个月前配备了一辆公用旧车。
戈培尔的政治策略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成功，就在于他深刻地理解于一点：对于一个初生阶段、默默无闻的政治力量来说，它最大的危机不在于理论体系完善与否，而在于默默无闻的涅灭。因此，此时决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宣传，高明的政客必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民众中宣传自己的名字，冲击他们的视野，震撼他们的神经，征服他们的灵魂。而这种对于初期宣传的精确理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明的宣传家将会把他枯燥的政治宣传，包装成引人注目的新闻，从而引发民众的关注。
一个精明的政客必然能够理解普通民众生活中的百无聊赖，以及对政治的严重冷感，这决定了那些冠冕堂皇、一板一眼的政治宣传注定是失败的——而他将会把政治的宣传改造为稀奇、刺激、暴力甚至血腥的新东西，以吸引慵懒的人民，从而把民众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假借到政治宣传之中。因为，人民或许不会对政治议题感兴趣，但他们肯定会被刺激、暴力、血腥的稀罕事所吸引。在群众运动的最初阶段，高明的政客必然是深谐此道的好手，就像1927年戈培尔博士在柏林的作为一样。
其次，高明的宣传家必然能够在他的初期宣传之中，把他的宣传变成争议性的话题，从而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舆论浪潮。
和娱乐明星一样，幼儿期政治生物的影响力，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舆论曝光度。因此，一个精明的政治生物在他初升的阶段，必然能够制造以其自身为焦点的争议性话题。当民众开始为政客的言谈是否得当而争执不休时，也就意味着其政宣策略取得了成功。因为，不断的争吵，往往意味着不断的曝光，以及政客影响的持续攀升。
在竞选活动的初期，特朗普公然声称“墨西哥人是强奸犯”，这掀起了以他为中心的舆论浪潮（图源：VCG）
最后，高明的反体制政客在其政治运动的初期，将能够巧妙借用体制的反作用力，从而将自身打造成反体制运动的英雄。
一个反体制政客，在其默默无闻的初级阶段，必然能够了解将自身塑造为反体制英雄的重要性。为此，在仔细评估其中的风险之后，他将无情地践踏最基本的体制法则，从而激起体制对他的批判；他将直接冲击最高的体制权威，从而引诱官方对他的打压。因为，官方对他的每一次打压，体制对他的每一次批判，都将为他披上反抗者的道德光环，使他迅速上升为反体制民众心中的英雄。
梁天琦发动耸人听闻的旺角骚乱，这使之迅速成为激进本土派眼中的英雄，体制对他的每一次打压，都在为他注入新的政治能量（图源：VCG）
事实上，对于一个群众运动的初期政客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从来就不是舆论的批判，而是被舆论所遗忘。一个革命政客被公众所遗忘，往往无异于政治上的死亡。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那些街头出身的草根政客，往往凶猛、暴力、蛮横无情，这并非他们有意如此，而是政治法则竞争遴选的结果——在群众政治的初期阶段，若非如此则不可能脱颖而出。然而，这些草根政客能否向前再进一步，则取决于他能否洗净铅华，成长为与狼共舞的多面好手，并能以稳重温和的姿态哄骗于人：犹如1932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当他面对狂暴的工人时，他循循善诱如列宁；当他面对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他激情澎湃如瓦格纳；最重要的，当他面对恐惧革命的有产阶层时，他坚定有力如扫荡暴乱的拿破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懂得制造舆论的港独议员们显然已经理解了初期宣传的要义，并懂得如何最大程度地扩张自己的影响和声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终将无法建立一种可靠的印象，以说服民众：港独将“带给香港以繁荣，哪怕是维持现有稳定。”这不仅仅是他们思维的局限，也是港独意识形态难以挣脱的现实——这一点决定了港独只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执政将意味她的终结。
因此，港独革命者将注定无法挣脱“现实”的政治瓶颈，而这也是大多数群众运动最终失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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