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发起的反腐行动，通过老虎猴子苍蝇一起抓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了猖獗多年的腐败风气，赢得了大量人心。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先生给投来文章《反腐不是抓坏蛋》，认为“真反腐不是‘抓坏蛋’那么简单，尽管这很痛快”，“中国必须摸索出自己行之有效的反腐途径和治理模式”。这篇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本着多维观点的新闻自由精神，我们刊发此文。
过去四年中，中共反腐声势浩大，动作扎实，其决心和力度史无前例，使一些对共产党已失去信心的人也燃起了一丝希望。然而整个反腐运动仍基本停留在情绪的层面上，大多数人对其实质进展把握并不深，对其长期效果也持怀疑态度。这种疑虑不无道理；纵观中国历史，目前的反腐仍然是千年循环的延伸，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思想观念、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上都没有实质进展。反腐循环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反腐等同于“抓坏蛋”，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这样的反腐易陷入情绪化，迷失方向。
反腐之烈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对贪官无情杀戮，剥皮示众，最后弄到无官可任的地步。他的出发和归宿都是一个“恨”字，因为他从小就深受贪官之害。历史上的其他反贪英雄们的着眼点也都是“平民愤”，结果是几千年腐败的香火延绵不断，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当下的反腐也是“恨”字当头，在民心上做足了文章，被当作决定人心向背的关键一着。一般老百姓则对反腐无不拍手称快，并且苍蝇拍得越多越好，老虎打得越大越痛快——完全停留在情绪层面。
历史上的勤政者很容易陶醉在民众的喝彩声中，迷失了反腐的方向和要领；结果无一例外是，数年之后腐败沉渣泛起。今天的中共比较清醒，在反腐的认识上有所进步。比如在理念上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部署上“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目标是创造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权力太集中，缺少监督和制衡是腐败的根源，这个共识早已有了。但这些都还不够，因为人们对现行体制下生成腐败的机制的认识深度不够，共识更少，这对反腐的制度设计和执行都不利。
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等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形成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不同。腐败产生的机制和形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借鉴意义有限。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的独立反贪机构，引进官本位而又缺乏法治文化的中国来，一定一事无成。中国必须摸索出自己行之有效的反腐途径和治理模式。怎样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模式呢？要贪官说话，现身说法。
中国的官员大多是中共党员。中共在吸收党员时，除了政治可靠外也着重品学兼优、能力出众。这些年来每年的新党员有近一半来自高校学生，他们是高考从同龄青年中筛选出的优秀者。中共党内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近九千万党员中的七百万党政干部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干部培养，考核和选拔有严格的制度，除了能力和经验外，也很注重品格，用中共的语言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可以说贪官们在为官之初多数是品学兼优，能力突出，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不是生就的坏蛋。在沦为贪官之前，甚至在贪腐的同时，他们中许多有突出的表现和巨大的贡献，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骨干力量的一部分。其功过都是在同样的制度，权力和文化环境中实现的。因此，真反腐不是“抓坏蛋”那么简单，尽管这很痛快。
只有彻底搞清这个环境中产生功过的具体机制，才能找到有效措施，建立有效的制度。而要搞清这些机制，贪官们最有发言权。只有让贪官们说话——而不是像现在电视上游街示众那样，一律是认罪服罪，痛悔前非，不上诉而且表示感谢。要上贪官们真正为自己辩护，指认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弊端和诱惑点，提出反腐防腐的建议。而且这个过程也必须对全社会公开，充分讨论，形成共识。
反腐是这四年中国政治最醒目的事情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心的共识（图源：新华社）
反腐的制度建设最重要的一环是建立社会共识。光有党内共识是不够的，因为党生活在社会中，受社会的浸淫渗透和影响。历史上关门整党的效果总是不好，就是这个原因。反腐也一样，纪委反腐的本意是关起门来自我净化，理想是好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首先纪委的存在就有阻碍法治畅行之嫌。其次纪委神秘兮兮的运作方式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而且总是往坏处去猜想，把执政党内部想得一片黑暗。第三、如果没有社会的知情和参与，没有取得社会的谅解和同意，反腐的成就再大也是一个无底洞，因为谁也不知道里面水有多深。第四、关起门来的反腐制度设计是靠不住的；因为制度设计者受内部利益关系的制肘，思路也狭窄，且没有充分利用群众和公共舆论监督的机制。
只有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反腐才有底气，才能彻底，才能产生正能量。要取得这个共识，就必须让贪官说话，为自己辩解，诉苦，报不平。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结症在那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需要建立那些制度。有了共识，新的制度才能有效地、不打折扣地实施，对实施的效果才会有共同的评判标准。
更重要的是，这样能把反腐从简单的道德评判中解救出来；而这种道德评判对政治稳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常常有这种情况出现：一个口碑很好的干部突然“出事儿了”；今日的反贪英雄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一夜之间好人变坏蛋，英雄变狗熊。当人们看到被查办的腐败分子官阶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核心，其手段和情节越来越触目惊心，涉及的金额不断向天文数字跃进，他们会得出的结论说这个政权，这个党和整个制度都是邪恶的；要在这个制度下混就得“从恶如流”，同流合污。一个民族的悲剧是整个社会变得是非不分，曲直不辨，没有了道德底线。其社会表象就是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传播谣言，编织笑话，写打油诗，搞恶作剧，负能量很快聚集在各种各样的事件上，好事也被说成坏事。中共三十七年来的成就举世无双，然而软实力几乎没有增长，和这种反腐道德化的话语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套自黑的话语体系。
道德与情绪相关联，与理性不同路。世间无论什么事一旦归结为道德问题，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非好即坏，非黑即白，中国几千年的反腐都落在这个槽臼里。贪官污吏十恶不赦，必须斩尽杀绝方能伸张正义，天下太平。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揭竿而起都是被这个逻辑驱动。然而从效果来看这个逻辑从来不成立，倒是“越反越贪”这个悖论成立。这说明单纯的道德反腐解决不了问题，理性反腐才能彻底。理性反腐就要让贪官说话，现身说法。人们会发现他们也是人，不是恶魔，不一定比你我更坏。他们中有许多人做过很多好事，立过功，在许多方面至今也是好人。他们很优秀，有能力，可敬佩，不比还在台上的“清官”差。妖魔化他们最终会把整个执政党也妖魔化了（连他们都失足了，难道还有清官吗？），让贪官说话反而能还执政党以清白，使其人性化，从而免受简单化的道德宣判。
让贪官说话的方式有很多，开庭审判是其一。党内生活会，党外的研讨会，答辩会，恳谈会，报告会，与受害者见面会，谢罪会等等；贪官们在报刊上发表自辩文章一定是促销的好料，学术上探讨贪官案例更有裨益。肯定会有人怕家丑外扬，泄密等。然而整个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扩大公众参与；许多所谓“秘密”不过是家丑，是不应该保的，泄露出来有利于理性反腐；真正意义上的泄密也是可控的。公开化是立党为公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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