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出席的中央全会在北京时间10月27日将落幕，他们将确立一系列政治规则。经历十八大后长达数年的反腐整风，他们意识到那只是在解决“存量问题”；如果中共无法确立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那么组织涣散和“腐败增量”可能将严重危及中共的统治基础。
这些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规则将体现在对胡锦涛时期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通过）的修订，以及一份新制定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尽管目前官方并没有披露这两份文件的具体内容，但是这意味着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中共领导未来将接受更加严苛的组织生活安排和党内纪律约束。事实上，各地“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活动动作不断，便透露了六中全会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
此事还得从头说起。作为盛产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高地，上海在中共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而上海的复杂之处也在于“码头政治”文化盛行。所谓“码头文化”，便是讲究官场盛行以籍贯、出身、历史渊源甚至亲缘关系，以结成错综复杂的政经利益体。“海派”在中共当代政治中“如雷贯耳”。
2014年上海接受了中央的纪律巡视，当时被点名“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当即表态，凡是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要坚决纠正，全面加强制度建设……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2015年5月上海当局主动请缨，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明令省级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彼时的通报称，上海182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被纳入“需要规范”的范围，10人被免职、10人调岗，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今年2月27日，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的深改组会议，上海高层作为唯一的地方省区领导出席。韩正随后剖白，上海被中央作为试验场，体现中央信任。
而今，中共规范官员亲属经商行为的禁令不仅延伸至政治局委员主政的上海、北京、重庆、广东和新疆，而且还延伸至中央党政系统部门、某些省区以及下属市县，如2015年《中国保监会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6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的若干措施》。
可以预见，此系列限制性禁令势必将出现于六中全会之上。鉴于此前周永康、令计划、苏荣、徐才厚、郭伯雄等家族腐败，往往一人得道仙及鸡犬，新的统一禁令对高级官员的监督打击将更为严厉。
其实，早在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曾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彼时，内地经济因为改革开放开始腾飞，拥有各种人际关系资源的官员亲属掌握“特权”，“官倒”现象相当普遍，甚至连邓小平之子亦参与其中，结果触怒民意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当时这份措辞严厉的决定炮轰“不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满，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威信，对他们本人是严重的腐蚀”，决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然而，此令在当时和之后都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于是局势愈演愈烈，在上述窃国大案中，举家通力合作贪贿权钱交易极为普遍。据报道，当年周永康主政四川之时，曾警告其子周滨勿在四川经商，然而周滨非但依靠其父亲的影响力攫取众多项目获益匪浅，还与四川黑社会性质的企业家刘汉兄弟关系密切。
从目前来看，以上海试验为代表的中共禁令事实上并非完全禁止官员亲属经商行为，而只是“规范”，要求其不可以在官员辖区内活动，亦不可利用其影响力攫取利益；同时领导干部还被要求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向组织作专项报告，在民主生活会上明示。较之1985年无差别“禁止”，可能更具可操作性。
当然，此类金箍能否遏制中共权贵阶层的疯长，尚待事实检验，也许对中共和内地民众说，庆幸的是有人在做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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