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芭蕾的核心，编舞是芭蕾呈现的载体，这两个元素决定着一部舞蹈作品的优劣，可谓“芭蕾之魂”。
当前，中国芭蕾与国际芭蕾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与世界优秀芭蕾舞团相比，中国芭蕾在创新与编舞方面还有待提升。
10月26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召开舞蹈论坛，就“国际芭蕾创作与编舞：现状与未来”进行探讨。论坛以“创意，卓越芭蕾舞团的灵魂”为主旨，汇聚一众舞团艺术总监、编导、专家，针对创新/编舞这一薄弱环节，为当下中国芭蕾发展的瓶颈问题寻找药方。
上海国际艺术节舞蹈论坛现场。
承担风险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瑞德·安德森担任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二十年了。1969年，19岁的他进入斯图加特，在时任艺术总监约翰·克兰科的培养下一路成长。
瑞德·安德森
谈起芭蕾创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克兰科。在克兰科掌团的12年（1961-1973）时间里，国际舆论曾用“斯图加特奇迹”形容该团的崛起和如日中天的盛名。
安德森说，克兰科非常关注年轻舞者，很早就成立了“青年编舞工作坊”，鼓励有编舞欲望的舞者独立创作，并为他们提供表演者、表演场地等帮助。
克兰科为人谦和，为了保护青年编舞的创作个性和发挥空间，他会为他们提供指点，但绝不动手改他们的作品。
“青年编舞工作坊”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依利·基利安、约翰·诺伊梅尔、威廉·福赛斯等一批编舞大师都从这里脱颖而出，走向国际舞台。
“斯图加特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一直在帮助年轻编舞成长，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得到锻炼的成长环境。”安德森说道。
上海国际艺术节舞蹈论坛现场。
和斯图加特一样，荷兰舞蹈剧场在青年编舞的培养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其对编舞的重视，和斯图加特渊源颇深——一手将荷兰舞蹈剧场推上当代芭蕾之巅的依利·基利安，就是从斯图加特“青年编舞工作坊”走出来的，深得克兰科真传。
1975年，基利安出任荷兰舞蹈剧场艺术总监。为了不让舞者被自己的烙印影响过深，基利安始终坚持多元发声，从世界各地邀请编舞家创作，亦注重从舞团内部发展编舞人才。
除了固定的驻团编舞，荷兰舞蹈剧场还会从世界各地广招签约编舞、客席编舞，每年出产9部左右的新作。同时，舞团还成立了一个名为“Switch Choreografen:From dancer to Choreografer”（转变）的工作坊，向每个试图一展编舞才华的年轻舞者开放。
在论坛上发言的马蒂·维尔斯基，便是荷兰舞蹈剧场的签约编舞之一。
马蒂·维尔斯基
2001年，维尔斯基以舞者身份进入荷兰舞蹈剧场。2006年首次受邀为舞团“未来编舞家”计划创作，“编舞计划给我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感到自己还能进步。”
编舞时，维尔斯基强调自己要编的始终是当下的所思所想，“我是什么，我此时此刻的情感，或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并不局限于我所在国家（法国）的现状和历史。这样你才能获得极大的创作空间。如果只局限于本地的主题和特质，会非常受限。”
“舞蹈的未来，就是要把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最好的作品常常是‘混血儿’，混血是最漂亮的。”创作过程中，他也不怕风险。对他来说，承担风险本身就是创新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愿承担风险，害怕犯错误，你就不可能创作出原创的东西。”
那么，谁才是青年编舞“犯错”的坚强后盾呢？维尔斯基认为，舞团或者相关的艺术机构，都应该有帮助青年编舞成长的平台和制度，“通过承担风险，激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意潜能。舞蹈对创意的需要，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
没有痛苦，何来创作
在维尔斯基看来，创意是人类想象力的一种本能和天分，无处不在，无人不有，每天都会不断增长。
然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却说，中国编舞，特别是年轻编舞，常常为这个问题苦恼，“好像我们没有创意。”
冯双白
这个话题也让冯双白联想到一个颇为尴尬的例子。有一天，一个搞文学的朋友问他，“你们舞剧里谈恋爱是不是都一个样子？男女青年谈恋爱，一定是从上场口、下场口跑到中间，一下子面对面；面对面后，两人要深情对望，对望以后一定会发生一个动作，女孩会很害羞地低头跑到旁边，还要把手留在后面，男孩会犹豫一下，再慢慢把手挪过去；两人手一抓在一起，就像触电一样，天翻地覆跳起了双人舞……”
在此之前，冯双白通常只注意舞蹈的技巧部分。听了这番话，他仔细想了想，“真的是这样。” 他开始反思，既然创意是人的天赋，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创意被谁偷走了呢？”
“会不会被我们的舞蹈教育给偷走了？”冯双白坦言，国内舞蹈教育常常把老师的示范动作当作至高无上的标准，每个学生都觉得一定要和老师一样。舞蹈学院的编导系也有这个问题。
上海国际艺术节舞蹈论坛现场。
“如果训练一段东西，依靠道具来做一段接触即兴，你会发现全班学生编出的作品——你用衣服、我用裤子、你用头巾、我用袜子、你用伞、我用扁担——所有人跳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跳出来的作品质感、形象是一样的，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再者，“我们的创意会不会被迅速变幻的、兴高采烈的、成长着的中国经济大潮给偷走了？”冯双白深深体会到经济变化给中国编舞人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的编舞，有时太重视创作过程中的经济回报了。”
中国舞蹈界每三年举办一届的“桃李杯”，是检验国内舞蹈院校教学成果、创作水平的大赛，历来参与院校众多、影响巨大，“比赛期间正好也是中国编导、编舞们还房贷的最佳时期。”
与会专家进行交流
冯双白忍不住感慨，“经济急速发展变化，我们的创作者还能安静下来，将心聚焦在人性深处，聚焦到人和人的情感上吗？”
最后，他追问，“我们的创意会不会被手机偷走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用手机，无时无刻不在微信上。手机、微信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碎片，心不能安静，这很要命。”
冯双白还注意到了手机里的“美颜”功能。有一天，一群年轻舞者冲过来和他合影，用的美颜功能，“拍照后他们非常高兴地传给我，我说这是我吗？好像年轻了30岁。”
“我们用手机拍照，拍的常常是美颜的部分，是我们生活中美妙的部分，出国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美景，吃了什么……对不起，你生活当中的痛苦呢？莎士比亚没有痛苦，哪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记》？ 我们的生活被虚伪化了，变成了虚伪的美妙生活的传递和再现，编舞还能感受到痛苦吗？”
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谢尔盖·菲林
当天的论坛上，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谢尔盖·菲林、芬兰当代编舞家约马·伊罗、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谭元元等，也分别就论坛议题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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