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货币宽松已接近“天花板”,但经济增长却无动于衷。财政工具逐渐成为央行官员口中经常呼唤的“救世主”,老行长伯南克甚至提出放大招“直升机撒钱”。但主要发达经济体中除日本有所行动外其他尚在“扯皮”(讨论)阶段。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财政工具“千呼万唤不出来”?是因为“地主家的余粮”(财政空间)不够了吗?还是有其他什么“么蛾子”?请看本文为您分解。
摘要:
1)货币政策已达瓶颈,财政政策成为政府手中为数不多的可选项;
2)当前全球“高债务+低赤字”,赤字率较低拖累增长率,而增长率<>
3)低利率环境下,政府付息支出大幅下降,主要经济体债务率距离违约门槛还很远;
4)当前财政扩张的主要障碍:冗长的财政决策体制、对加税的疑虑、规避本币升值等潜在风险以及财政刺激的外溢效应;
5)全球财政能否扩张的问题并不在各国内部,而在于各国之间何时能从当前的“以邻为壑”状态重新回到合作的正轨之上。
为什么要选择财政刺激?
当前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的作用和空间都已非常有限。
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货币宽松并未改变全球低增长的格局。货币宽松带来的低利率和流动性并未对实体经济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大部分低成本资金流向了金融市场,抬高了资产价格。而当前的货币政策空间也已非常有限,欧洲和日本已采取负利率,美日欧央行的国债持有规模也位于历史高位。
货币政策面临瓶颈后,财政刺激成为政府为数不多的可选项。
财政扩张在拉动总需求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1)财政扩张促进公共投资。财政刺激可以促进公共投资拉动总需求,而公共投资具有正外部性,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实证文献测算,财政乘数在0.1-1.6之间,根据不同情况差别较大)。在当前私人投资增速缓慢的情况下,
扩张公共投资的必要性上升;
2)减税可能有助于刺激私人部门投资,并促进去杠杆。减税可能有助于促进疲弱的私人部门投资。而如果财政扩张能带来经济增长提速,将有助于私人部门降低杠杆率,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
第一轮私人部门去杠杆是通过发达国家央行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央行购买资产将部分私人部门债务转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但这主要是实现了杠杆的转移,并不是真正的去杠杆,因而难以持续。第二轮去杠杆可能需要财政刺激提高全球增长中枢来实现。通过对比美国和欧元区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可以发现增长率更高的美国,其私人部门去杠杆更为成功。


注:图中为2008至2015年全球私人债务变动的分布,占GDP的百分比。

当前全球“高债务+低赤字”的背后原因是?
金融危机后,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额政府债务,但近两年赤字率并不高。对美欧日英四国近20年来的数据进行回顾,我们发现:
1)近年财政赤字率处于历史较低位置。美欧日均处于近20年的中位数以下,仅英国高于中位数。相对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四国赤字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2)当前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仍处高位。美欧英2015年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GDP)均刷新最近20年的新高,日本则为史上次高。



低赤字下的财政紧缩带来公共投资下降,拖累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低增长路径,部分是由主要经济体财政力度较弱所引起。危机发生后,尽管美国、日本等经济体迅速做出反应,推动货币宽松,但财政扩张力度却明显不足。根据IMF测算,危机后财政刺激力度不足造成的全球GDP损失高达GDP的10%以上。
1)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多数发达经济体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危机后相对危机前出现了明显下降;
2)从政府福利支出的角度来看,欧债危机后,欧元区强力推动财政整固来提高财政健康度,部分国家加税并紧缩财政支出,福利支出增速明显下降,拖累了欧元区的个人消费和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使得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的分母——GDP的增长慢于政府债务增长(即赤字率>经济增长率),因而赤字率不扩张甚至减小的情况下,政府债务率也会出现上升。



低利率环境下,什么因素决定财政空间的天花板?
通常,学术研究认为约束财政空间的因素主要有两个:1)政府债务率,2)通货膨胀。而我们认为,当前这两个因素均不是制约财政扩张的主要原因。
低利率下,政府债务率的上限提高。
“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90%是一个上限,超过之后经济增长率更低”,这是著名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论断。尽管其后被批评数据处理存在问题。
但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债务仍然存在一个合意的最高点位,超过该点位政府财政将不可持续。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经济增长如此疲弱的情况下,还在探讨财政整顿的原因。当前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率位于历史高位,大部分也已超过Reinhart的90%预警线。但是当前全球处于低利率的环境之中,因此政府违约门槛被大幅提高。这是因为:
1)政府通过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实现只偿还少量本金甚至不偿还本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只偿还债务利息(以及少量本金)来维持财政正常运行。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债发行国,其约80-90%的债券融资是用于借新还旧的,日本的情况也类似;


2)当前的低利率使得国债发行成本很低,诸如德国、日本等国甚至可以发行负利率国债,这意味着需要偿还的利息很低甚至无需偿还利息。尽管货币政策可能逐渐面临拐点,但当前利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在历史低位,短期内各国面临的融资成本也仍维持低位。

在不同财政空间的估算方法下,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率距离财政空间都还很远。
财政空间定义:当前政府债务%GDP距离可持续的最高政府债务%GDP之间的差距。通行的测算方法有两种:
1)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Ostry估算方法。根据跨国历史数据(面板数据),测算基础财政盈余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对政府债务率及其他变量的非线性反应函数,根据该反应函数和违约概率结合测算政府债务上限。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有两点:一是无法测算日本、意大利等非常规国家的财政空间(统计学中的Outlier),二是根据历史数据测算进行预估具有滞后性,经济环境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导致函数参数也已变化。
2)以永续债务为基础的估算方法。假定政府债务为永续债务,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只需偿还利息,假定财政收入中5-10%的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具体根据各国历史数据测算确定);债务的利率按照2012年以来的10年期国债利率均值来度量;根据每年可负担的最大利息支出除以利息率就得到了可负担的最大债务,即政府扩张财政达到的政府债务上限,减去当前的政府债务率就是财政空间。

整体而言,虽然当前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处于历史高位,大多也超过90%。
但是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使得各国政府的财政空间非常可观,当前政府债务距离上限尚有30-200%的空间,并不会对财政扩张形成实质约束。事实上,高债务率下的日本仍可以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拉动增长,将赤字发行的国债通过债券市场转移至央行表上。
在特殊情况下可将其作一次性核销(将其记为永久无息债权),以降低政府债务率。
这样也就不必直接采用更为激烈的“直升机撒钱”方式。
通胀也不再成为财政刺激的重要约束性因素:
1)跨国横向比较,通胀与赤字率相关性弱。通过OECD国家的横向对比来看,财政赤字率和通胀之间的正相关性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2)就美国时序数据而言,通胀与赤字率相关性也非常弱。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绝对通胀水平差异,我们利用美国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通胀与滞后一期的赤字率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也采用其他经典时序模型进行了分析,结论并未发生变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在全球化之后,本国需求拉动带来的通胀往往被外部供给增加所缓解。同时,近年来财政赤字的规模所拉动的需求并不足以带动劳动力成本出现明显上升。
什么因素绊住了财政扩张的脚步?
既然财政扩张并不受制于财政空间的约束,那么什么因素制约了财政扩张的步伐?
我们认为:
1)冗长的财政决策体制。相对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非常漫长,往往需要等到编制新一年的预算或者经历冗长的立法程序。因而金融危机后央行率先行动,而并非财政部门推出刺激政策。
2)对未来加税的疑虑。由财政扩张(减税或政府增加开支)导致财政赤字上升,会使得未来需要加税以弥补赤字。对美国等国而言,选民排斥加税,政客可能会顾虑这一点而不敢扩张财政。由于3%赤字警戒线的存在,大幅扩张的预算报告也很难得到国会批准。
3)规避潜在风险。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处于历史高位,因此各国都不愿意成为第一个财政扩张(除日本外)的国家。在以邻为壑的策略下,如何确保自己不是最先出问题的国家是主要矛盾。财政扩张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政府所不愿承受的。比如财政刺激导致汇率升值,损害出口部门。低增长环境下各国都不希望汇率升值,而是希望通过贬值分到更大的“一块饼”(详见《资本过剩的年代之三:前景与中国的应对》)。
4)财政扩张具有外溢效应。除日本以外,各国迟迟不动用财政工具,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国都不愿先行动以让他国享受溢出效应(根据IMF的测算,约有25-50%的需求会漏出至国外)。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欧元区的单一货币体系会放大外溢效应。从欧央行的组建以及QE购债执行来看,为保证“公平”,需要依据欧元区各国经济比重来进行分配。但财政政策的协调就很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机构来为19个成员国制定财政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面临着很大的协调成本。在欧元货币体系下,德国进行财政扩张并不能带动欧元升值幅度达到单独使用马克时的程度,这样货币升值带来的进口抑制效应并不大,相当于在损害出口的同时为欧元区其他国家送“礼包”(由于欧元仍会部分升值,欧元区以外国家分享的“礼包”相对要小),欧元区内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分享德国财政扩张的大部分好处。

注:希腊因其国债评级太低,没有被列入QE购买名单中。欧元区其他国家规模较小未列示。
财政扩张需要国家间加强协调。
9月G20公报中谈到“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同样重要”。G20各国已认识到财政工具的必要性。但由于财政扩张具有较为可观的外溢效应,因而具有“先发劣势”,这可能需要各国间加强协调,共同采取行动。因此
全球财政能否扩张的问题并不在各国内部(除非本国对财政有很大诉求,如日本),而在于各国之间何时能从当前的“以邻为壑”状态重新回到合作的正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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