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历史系副教授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是新一代美国汉学家中的佼佼者。198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来到北大学习汉语。1988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攻读研究生，期间曾短期赴台北学习汉语；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七年间，魏定熙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教授和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其博士论文专注于研究早期北大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博士论文在他1995年博士毕业时并未出版英文版，但1998年由迎接百年校庆的北大出版社径直引进和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Beij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0）。2015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引进出版了魏定熙的专著《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简称《权力源自地位》，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该书是《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的增订版，其英文版2004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2016年夏，笔者采访了这位1964年出生的新生代美籍犹太裔汉学家。
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
澎湃新闻：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曾出版了您的博士论文，该书被认为是英文世界第一本研究早期北大历史和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著作，那么，您是如何关注到北京大学的？
魏定熙：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本科生，开始使用的“魏定熙”这个中文名字是本科一年级的中文老师给我取的。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系，我师从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中文名字“马思乐”，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著有《邓小平时代》等——采访者注）教授与林毓生教授，主要研究中国革命史，最喜欢的课程之一是有关五四运动的。就是在那一时期，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当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时，我的研究计划是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的。当我在伯克利读书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教授和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说服了我——不应该这么快就去研究这样一个时段，他们告诫我说，当时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相关档案。所以，我决定把研究方向定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我一直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是在伯克利，我开始着手有关大学史的研究与思考。
澎湃新闻：魏斐德先生和叶文心教授对您的研究具体有何影响？
魏定熙：我的两位导师都是聪明人，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弟子。魏斐德教授深知，历史上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他具有发现这些故事并借用它们谈论更大历史问题的天分。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启发我去在历史中寻找戏剧性的故事，去认识历史中实际的“人”，而不只是宏大的结构。不过，他也教会了我如何去认识宏大结构怎样“制造”了那些生活于其中的实际的“人”。他的论文《自治的代价》（The Price of Autonomy）对我有重大影响，它使我明白，在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政权时遇到挑战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相对于晚清，20世纪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更为有用。
魏斐德教授是一位中国史学者，不过，他也熟稔欧洲史。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其研究和写作涉及的时段也非常广泛。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专家或思想家，他总是异于常人——能够看到许多不同领域问题的连接点，总是对大量的问题深感兴趣。他是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精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历史学家。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老师们多数如此。母校当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非常有实力。我所写的有关早期北大历史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魏斐德教授一个独立研究课程的作业，他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并鼓励我将其作为将来毕业论文的主题。
在我进入伯克利成为一名研究生时，叶文心教授恰好也刚刚留校在这里教了几年书，我因而成为她最早的学生之一。在我读研究生时，她教会我很多；当我研究生毕业及至自己成为一名教授之后，她依然教给我很多。无论我在读什么、写什么或思考什么时，她都是我最为珍视的分享者。她有一颗聪明的头脑，总是能在我的工作里发现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主题。换句话说，她就是能够在其学生和同事中带来或发现最佳想法的那一位学者。她的确是一种罕见的人才！ 叶文心教授教我价值的辩证思维，这也是我从威斯康星大学的乔治•莫斯（George Mosse）教授——一个著名的、聪明的欧洲文化历史学家那里学到的。
多年来，叶教授对我工作的建议和评论，让我看到历史中的紧张关系、事件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那些不是很明确、很难理解却最有意义的地方。所有人都会面对内心的矛盾，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如果尝试去简化对事物的理解，那是愚蠢的，因为生活和社会本身不是简单的，而是极其复杂的。我现在就以同样的想法试着教自己的学生：不要相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去理解历史，如果你认为这是简单的，那就表明你没有认真、严肃地思考它。叶文心教授和魏斐德教授一样，也是一位视野广阔的思想家。她的主要兴趣是在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在这些方面，跟她的外曾祖父严复非常相似。叶文心教授对“中国人（知识分子）通过接受教育来适应现代世界”这个主题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而且，她通过研究上海在这方面的案例来分析这个主题，这当然是很聪明的。她的第一本书《疏离的学院》（简体中文版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讨论了这个话题，我这本书实际上也探讨了这个话题。叶教授特别擅长理解外来思想和实践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文化的过程及方式。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的事物和思想单向进入中国的过程，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双向博弈和适应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必须辩证地看待问题。
澎湃新闻：您五六年前曾在台北世新大学的成舍我研究中心做过博士后和访问研究员，这段台湾访学经历对您后来的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后冷战时代”，台湾、香港之于美国新一代汉学家的“跳板”价值是不是降低了很多？
魏定熙：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很幸运，我既曾在中国大陆学习，也曾在台湾学习，在台湾还学习了认识繁体字和简体字。在我读研究生时，我花了一年在北京学习汉语，又花了一年在台北学习汉语，这段经历非常有利于我认识这两个地方。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助我了解熟悉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对社会的不同理解。
去台湾之前，我很同情共产主义革命——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段时间，我对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一种肤浅的理解。当我第一次到台湾时，我以为我会找到很多保守的人。但是，我错了，我在那里遇到的学者都很国际化，他们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国际化，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没那么方便，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还是比较教条主义的，还非常严重。我很快意识到，学术团体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叶文心教授就来自这样的环境，所以在我去之前，已经可以部分了解台湾知识分子智识生活的质量。
台湾是一个做研究的好地方，那里的档案更便于使用，比中国大陆更加开放，图书馆也是如此。当我后来回到台湾，在世新大学度过一段时间时，我能够遇见很多对中国历史和现代世界都有成熟理解的人，他们读过的很多书我也读过，与他们交流思想非常容易，这让我感觉我是在一个文化上更类似于美国的地方。
在香港或许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那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历，再一次间接地告诉我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什么的话，必须了解我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冷战——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塑造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切，我并没有很明显地看到这一切，但如今我可以看到这种事实有多么真实。在海峡两岸的经历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文化比中国政治更深刻更深沉地发挥着作用和影响——中国文化中深沉的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海峡两岸社会的牢固纽带。海峡两岸的历史背景（包括现代历史和现代政治）是如此不同，但在背后，其共同点又是如此难以改变——它们都是中国。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文化和政治是否可以重新组合在一起。
澎湃新闻：1986年来北大留学，您是住在哪位老师家里？为什么不是住在留学生公寓呢？这段经历对您的中国研究有哪些影响？在中国的旅游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帮助？
魏定熙：我1986-1987年和1992-1993年两度来北大学习，1986年第一次来北大时住在勺园的外国学生宿舍，不过，我花了大量时间参与一位北大教授的家庭生活，我几乎每天都到他们家去，在他们家学习，在他们家吃午饭，当然也和他们谈论很多话题。我们大多数时间都说汉语，但我也帮助教授的家人练习英语。我现在还不想说出这位教授的名字。在我和他们家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知识。他们对我非常和善、慷慨，因此我学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很细小、很日常的事情，也包括很宏大、很抽象的事情。我们谈论很多的一大话题，就是教授和他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可怕经历。通过这些对话，我对中国政治和历史不再抱有以往那样天真幼稚的看法。
我1992年第二次来北大学习时被校方安排跟随政治学系的萧超然教授学习，他领衔主编的《北京大学校史》里有很多注释，是关于他自己看过的第一手资料的。1992年来北大学习之前，我已经知道北大有一个档案馆，可是我来后不能直接拿到那些第一手资料，我就问萧教授这些第一手资料有什么用，还有什么第一手资料？他就建议我应该看哪些资料，如果没有他，我就不能去档案馆看那些一手资料了。我去北大档案馆查资料时，馆员并没有一个目录给我，我猜应该有一个目录的，我就说，萧超然教授的书里有这个注释，他说看了这条史料，我要看前一条、后一条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才答应我。萧超然教授给我的启发，就是怎么找到第一手资料。因为我是外国人，萧教授当时就介绍了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金安平小姐帮助我，她很有经验，给我的帮助特别多，她1988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1998年版《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的译者之一。
我在北大度过了1986年-1987年那一年，那是非常开放和相对自由的一段时间。我和那位教授的家人也谈到了那段时间北大的气氛。现在回想到这一切，我意识到我能够在北大并和那位教授的家人一起生活那么一段时间，这是多么幸运。
魏定熙与萧超然、金安平
在北大学习的那段时间是那么开放，这促使我想了解另一个相似的时段，即“五四”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可能是1949年后的历史上最接近“五四”的时代精神的一段时间。前往中国的小城市旅行，也是那段时间让我着迷的一件事，它帮助我看到北京和上海的诸多不同之处。北京和上海当然非常重要，然而，它们并不等于中国的全部。我自己的研究很专注于北京和上海，但我总是觉得只是研究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且我研究的人（知识分子）也的确不是普通的中国人。
到其他城市旅行，比如西安、杭州、苏州、南京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城市，也迫使我思考更多关于中国历史长度的问题。现代世界还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因此不能脱离对前现代世界的了解来谈论它。最近，我一直在新疆和贵州等地旅行，那里有许多汉族以外的人。我发现这些地方非常迷人，它们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是多么庞大且复杂。
我还希望花更多时间在较小的中国省会城市，这些城市是游客尤其外国游客不太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一年，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有助于了解到更多大多数的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方式。也许，除了做一个历史学家，我还想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或者记者。
2012年初夏，魏定熙参观北大旧址
澎湃新闻：您在《权力源自地位》中专门提及的美国的法国革命史专家林·亨特（Lynn Hunt）女士，其《人权的发明：一种历史》（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中国学术界也很有影响，能介绍下她对您的具体影响吗？
魏定熙：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林·亨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在美国很受欢迎，它影响了我很多，她讨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阶级的有关内容，对我尤其有影响。我感兴趣的是她对政治符号和政治表现的强调，以及对政治文化维度的方式（如果你愿意）的强调。她的研究表明，政治文化并非固定不变，而且事实上人们可以故意改变政治文化和政治表演以满足新的需求和新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政治文化可以被发明和被建构，我对此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就是我想出研究北大在20世纪初同时也贯穿整个20世纪和现在21世纪的历史的一个方法。人们创造故事和故事叙述方式，这是因为它们是有用的。通常，政治叙事并不担心真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真理”。
洪长泰（Chang Tai-hung）教授201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很好地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他曾在美国教书，现在在香港教书。我在科罗拉多大学执教时使用他的书作为参考书，因为它能够非常好地解释相关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角色的运行方式，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方理解符号和宣传的重要性，从而重建中国的政治文化以符合自己的政治目标。我的美国学生经常不理解“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我最大的目标之一，是教他们弄懂这意味着什么，并启发他们思考今天美国的政治文化。比如，研究当前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我想让我的学生有这样的方法论工具，我想让他们理解他们所看到的那些象征、口号全是被创造出来的，然后用以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投票的方式。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我想他们会更加独立地进行思考并能更好地做出正确的决定。当人们明白他们被操纵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权力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就能更好地思考，而不只是盲从。
澎湃新闻：因为主张“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理想，蔡元培先生成为北大百余年来至今被人谈论和纪念最多的校长。但实际上，蔡元培的神通广大，也离不开他丰厚的职业履历和“革命资历”——其“政治资本”某种程度上成为早期北大“去政治化”的一种资源，北大也因此极具社会影响。您怎么看蔡元培？
魏定熙：蔡元培在那个时代受到欢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后来又有那么现代化的思想，这种转变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有鼓舞作用的——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是偏文科的知识分子，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他们都对传统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且觉得这个传统非常重要，蔡元培既代表传统的成就，也代表现代的发展，他各方面都非常杰出。
蔡元培是资深的革命家，这个人能想、能做、能写，这是很了不起的。蔡元培校长的继任者蒋梦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没有蔡元培那么深，他受到的主要影响肯定是美国大学的影响，比较注重实用。蔡元培对于道德问题很感兴趣，对于理论很重视，理想的教育家就应该是这样，因为教育不只涉及一个学科，而是为了培养“全人”。美国如今的大学已经不是那样理想主义的，可是，曾经，他们很强调“全人教育”，强调兼顾道德、知识和服务社会等。
现在很多读者一味赞赏民国的自由和进步，确实是一种表达策略。
在我的研究时段里，越到后来，北大的主体性越来越强，越来越独立，那些洋教授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其影响也相应减弱了。在蔡元培执掌北大的年代，中国在国外读完博士后回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国国民可以在北大做教授了，北大不一定那么需要不会中文、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教授，这个转变也跟民族主义思潮有一定关系。蔡元培虽然思想上很开放，但他的思想里面也有矛盾，他显然是很民族主义的。当然，杜威、罗素、泰戈尔当年访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过，后来在北大直接执教的外国教授并没有那么多，而且他们大多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限定于自然科学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公共影响越来越小。
当国民政府1927年从北京迁到南京后，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北大之于中华民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反之，与此同时，南京的“中央大学”的地位越来越高。1929年之后，很多北大教授觉得北京已经不再是足够开放的适合知识分子生活的城市，北大的地位没有从前那么高了，他们于是纷纷离开北京。在1949年之后，北大的这种社会影响肯定更小，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专家留在北大，欧洲专家的数量也很少，主要的外国专家来自当时的社会主义盟友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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