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与江永县毗邻的道县，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屠杀蔓延到周边的多个县，也很快蔓延到江永县，转瞬间，江永县的河水中飘起了“黑五类”的尸体。长沙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作者陈秉安。
文中的武斗场景（图源：上海政法综治网）
下面，以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整理），来记述逃亡事件的经过：
王伯明事件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口述：
1967年8月17日，我们都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兄弟被杀的日子。
那一天，王伯明同另一个知识青年赵子振去江永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吃面。面还没端上桌，突然闯进来四个农民，拿着梭镖、鸟铳，有个人抓着大刀。对他两个说：“站起——”子振自然地举起手。又问：“哪个是王伯明？“因为那是王伯明参加过”湘江风雷“（湖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又喜欢演戏，有点名气，江永人都知道他是“黑五类”子弟。他回答：“我就是”。他可能以为是来追查“湘江风雷”的事，就把手伸进左边兜里去掏平反证（也有人说是掏手巾擦嘴），准备解释“我是平了反的”。哪知道农民以为他是在掏枪，叫了声“狗崽子……”对着王伯明脑壳“砰”就是一枪……
造成长沙知青大逃亡的另一根导火索，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农民围困凤亭知青农场和双方爆发的枪战。
农民围困凤亭农场和枪战
徐基盟（凤亭农场枪战主要当事人之一）口述：
大约是在1967年的8月中旬，县农械厂的“湘江风雷”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江永武装部的枪很快很快会被对立派抢走了，是不是合力下手？于是我们开了一辆大拖拉机，坐了20多个知识青年，开到了城里，一直冲进了江永县武装部。
我们一看，武装部里空空如也，没有守卫的人。我们果然找到了放枪的仓库。竟然找到了9挺苏式机关枪，还有20多支苏式的自动步枪、日本的三八大盖、1万多发子弹，真是把我们喜饱哒！
拖拉机满载着枪和弹药往回走，因为天气热，装得又太多，走到半路还爆掉了一个胎。
我们农场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了江永县配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这同时也引起了江永县农民的紧张。此后，我又亲手俘获了一名向我们挑衅的民兵营长。他们早就想对知青下手了，这下找到了借口。
8月17日下午，城里传来了王伯明被他们打死的消息。农场里一片人心惶惶，大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就在当天晚上，有人发现农场四周的山头上有好多手电筒光，大家感觉大事不好，可能是被农民包围了，果然天刚刚亮，农场上空，农场上空，突然传出清脆的枪声，江永农代会集中了1000多武装民兵，把我们农场团团围困了。
他们满山喊着“缴枪不杀”！“把人放出来”！
我们看来势凶猛，就派人去与他们谈判，说我们没有枪，说我们抢枪那是谣传。叫他们撤军，他们提出：“撤军可以，你们先把人放了！”我们说：“行！”立刻将那民兵营长放给了他们。
一拿到人，他们又无理提出，撤军大队要从我们农场经过，这明明是要趁机扫查农场。这等于是让我们受辱，我们坚决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
谈判代表回到农场，告诉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准备战斗”！
当时我们仗着武器精良，并不胆怯。一边让全场的60多个知青往回龙墟方向撤退，一边让武工队架起机枪，守在农场边的一座小桥——叫义田桥——的坡上，掩护大部队撤退。我架枪守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见农民进农场的情景。他们冲到女知青的宿舍里找枪，把一床床的花被子往外扔，叫人看得忍无可忍。当时我和周祥林共用一挺机关枪，他硬是气不过，朝着农场“嗒嗒嗒”就是一梭子。
这下，两边就打开了，他们那边也架起机关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到路边的树叶，“唰唰”地直落下来。
我们没打过仗，没战斗经验，两边都是树丛，中间一条路。我们的人，本应该躲在树丛中，利用地貌作战的，开始全部趴在路中间开枪。这不就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了吗？果然，对面一梭子打来，打中了周祥林的脖子，他当场就倒下了。我看见血“咕咕”地往外直冒，就喊“祥伢子受伤了，快撤……”我背起周祥林，跟着队伍拼命地跑，背到马河，就没得气啦。我们一直把周祥林抬到了回龙墟，埋在那儿。当我发现日夜在一起的兄弟周祥林已经死去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祥伢子、祥伢子——”地掩面大哭起来。
下葬的时候，我架起祥伢子的机关枪，愤怒地朝天“哗、哗——”开枪。
就这样，我们凤亭农场所有的知青，全部撤离了农场，踏上了回长沙的逃亡之路。怎么逃的，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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