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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政失衡,中央援助和地方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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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两极分化

一边是财政收入下跌,一边是政府债务膨胀,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在过去两年里急速上升。2015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只增长了4.8%,而2014年为9.9%。如果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不少地方政府将面临破产的局面。

中国各省的财政分化在加剧。大多数省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但仍有增长。但有三个省的财政收入下降, 包括辽宁(-33%),黑龙江(-10.5%)和山西(-9.8%)。2016年上半年,三个省的财政情况都有所改善,但这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而非经济基本面的好转。

财政问题的本质是增长问题,因为税收是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而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转型是否成功。长江中上游的贵州和重庆等省市劳动力供给充沛、质量高且成本低,能源也很便宜,在承接沿海工业转移上占据了优势。比如重庆的汽车产业,贵州围绕大数据的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外包,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显示出产业升级的效果。

相比之下,东北三省增长乏力。东三省的工业国企独大的传统,没有给私营企业创造出好的经营环境和空间,导致市场缺乏竞争和创新。尽管辽宁和吉林的汽车制造业规模庞大,如辽宁的华晨宝马和吉林的一汽大众,但是国内的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几乎所有有能力的省份都在扶持汽车产业。面临来自湖北、重庆、广东等汽车制造大省的竞争(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东北三省想要抢占汽车业的市场份额非常困难。根据我们的估计,东北三省近几年的人口流失一直在加剧,从劳动力供给和潜在消费者规模来讲对于产业转型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

辽宁经济硬着陆

辽宁GDP在2016年上半年报-1%, 是近年来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省份。辽宁的经济实际上从2014年就开始大滑坡:2014年增长5.8%,比2013年增速放慢将近3%---这是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标准下的“硬着陆”。

负增长使得企业部门债务堆积。近期发生的东北特钢的债券违约事件,引发了诸多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对辽宁地方与企业偿债能力的担忧。东北特钢是北方最大的特钢公司,辽宁省国资委为东北特钢的实际控制人。东北特钢已累计出现九次债务违约,违约债务总计约58亿元,并于2016年10月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债权人关于破产程序的质疑使得东北特钢多次因为操作不透明的问题而被全行业关注。焦点问题之一涉及东北特钢是否在转移资产逃债,因为它迟迟不公布2015年和2016年相关的财务信息,以及该企业的破产管理人全部来自辽宁政府的安排,这是否有失公允等。更有消息称债权人倡议暂停辽宁省政府以及辽宁地区企业融资,尽管该消息被证不实,但是无疑反映了市场对辽宁整体融资信用的普遍质疑情绪。

东北特钢违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省政府财政处境的艰难,因为它已经无法为其支柱企业提供财力支持。这次重大违约或许已经影响到了辽宁省整体的信用度,,若果真如此,未来几年辽宁的融资恐怕会更艰难。公平的市场将给出相应的风险定价,除非国家给予专项支持,否则昂贵的贷款成本将成为辽宁未来几年发展的制约因素。辽宁省财政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难以好转,因为尽管公共财政支出也在减少,但是收入减少的更快,赤字在累积。

中央财政再分配

中央主导的税收改革加剧了地方短期内的财政困境。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中央收回财政权的重要步骤。但是,营改增把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断掉了。因为原来的营业税全归地方,一般占地方税收的30%以上。营改增之后,过渡期中央和地方平分增值税,但是过渡期后75%的增值税将会划归中央,地方留存25%。营改增降低了地方的财政能力,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高的省,比如海南和山西。根据我们的白皮书(见附件报告链接),地方政府在未来几年恐怕仍需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和土地财政来弥补亏空。

LGFV主要形式是利用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来获取信贷。2008年以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借助LGFV大举借贷,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这固然保证了经济增长,但也催生出庞大的地方债务问题。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显示,2013年LGFV债务高达4.7万亿元,占地方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还多。全国范围看,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山东和浙江)的LGFV规模最大,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土地价值更高。

土地财政利用出让土地使用权创造预算外收入,给地方财政创造了一定的灵活度,但另一方面推高了房价和土地价格。近年来土地出让金一般占到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部分无需上缴中央。与LGFV类似,土地出让金收入在东部省份较高,反应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达。对于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很低,这些省份的财政收入就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援助。

全国平均来讲,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央援助(如图,官方最新数据更新至2014年)。中央对于地方的财政援助有两个形式,一个是中央转移支付,一个是中央直接投资地方基建。发展慢的省份都希望得到更多的中央援助,但有一个关键事实常常被人忽略:除去民族和其他政治因素,中央援助的水平是由该省的人均GDP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辽宁经济增速最慢,似乎应该得到更多的中央援助,但是由于辽宁省重工业根基深厚加上人口少,导致人均GDP较高,因此中央补助也同样处于最低水平的行列。相反的,重庆的经济增长率全国最高,但因为它人口稠密拉低了人均GDP,导致它得到的中央补助水平却远高于辽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等。

我们认为,地方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支持。一种普遍假设认为中央政府会为地方政府出现的所有债务问题提供背书,目前看似乎如此,但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在经过修订的《预算法》中,中央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对深陷债务问题的地方实行“零救助”政策。

但即使在如此严厉的政策下,部分省份仍比其他省份更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比如西藏和新疆,作为战略意义突出的边境省份,同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聚集的少数民族,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会尽其所能避免它们陷入债务违约的泥沼。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省市也很有可能获得中央支持,包括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重要的边境省份(云南和内蒙古),经济中心(广东),以及担负海峡两岸关系重任的福建。而战略价值相对较小的省,包括资源相对有限的小型省级经济体(如江西、宁夏和吉林)则不太容易获得中央支持。

财政政策的前景

未来中国财政政的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中国当前的政策一直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即经济结构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在所有可用的政策手段中,货币宽松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目前为止的货币超发大都挤进了楼市。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更直接。2016年上半年出台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助力政府达成其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据我们预测,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6%。在这样的经济增速之下,地方财政暂时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过两年经济放缓之后,问题便会集中显现出来。

文中提到的报告链接:“见微知著:中国地方政府信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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