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造反派告诉唐生智：你是“黑三线”，你是国民党，贺龙的问题你交不交代？不交代就毙了你。唐把桌子一拍，说，“你毙吧，老子枪林弹雨出来的，几时怕过死？”
国军上将唐生智（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永州东安县人。他是民国时期军界名将，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湖南地区掌控重兵，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唐生智一生充满争议：他信佛，却又在战场上浴血，有“佛教将军”之称；他几度起兵反蒋，也几度帮助蒋介石作战；他是力主抗击日寇的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却又仓促弃城撤退，没能避免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文革”时期，唐生智遭受冲击，宁死不愿“揭发”贺龙等老干部，又是一段传奇。
唐生智的四儿子唐仁理现居长沙，讲述了他眼中的父亲唐生智。以下为唐仁理先生口述。
佛教将军
我父亲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4月第一批晋升一级上将的国民党军官只有八个人，除我父亲外，还有冯玉祥、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阎锡山、朱培德、陈济棠。那年9月又增加了陈绍宽，一共九个一级上将。湖南人都知道，唐生智还有个称号叫“佛教将军”。一个行军打仗的人为什么要学佛呢？要从他年轻时候说起。
父亲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跟校长蒋百里的关系特别好。蒋百里死了以后，他的夫人和子女我父亲都帮忙照料，给他们在上海买过房子。
父亲喜欢跟人开玩笑。临毕业分配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问一个同班同学分配情况：“麻哥，麻哥，你分了什么地方？”这个同学其实姓欧阳，因为脸上有麻子，父亲就开玩笑喊他“麻哥”。这时候蒋百里正巧路过，蒋校长是很严肃的，马上就说，唐生智你这是侮辱同学。
当时保定军校毕业生可以直接当连长的，但是蒋百里给我父亲降了一级，让他当排长，以示惩罚。所以父亲后来经常教育我们几个孩子，千万不要随便跟人家开玩笑。
他1914年毕业，就分配到长沙的驻军四十九标，从排长开始当，后来到常德当到旅长。父亲自己讲过，那时候二十来岁，年纪很轻，有段时间人就很颓废，整天赌钱。他也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但就是觉得世道没有意思，想出家。他跟朋友说我不当旅长了，我当和尚去。朋友就说你不要出家，黄土岭那边有个姓顾的先生，讲佛法讲得很有道理，你去听听看。
父亲就找到这位顾先生，叫顾伯叙，拜他为师父。顾伯叙讲密宗的佛法，救人救世，父亲听进去了，从此不再乱来，开始认真带兵。
他从旅长提到第四师师长，打了很多仗，发展到1925年左右，湘军里面实力最强的就是我父亲这一派。后来他让部下士兵都受戒当佛教徒，佩戴胸章“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在衡山的南岳庙里，父亲还捐了根麻石的大柱子。岳麓山有个五轮塔，也是我父亲建的，用来纪念北伐阵亡的将士。现在佛教界有话讲，北有北海白塔，南有岳麓山五轮塔。父亲这个“佛教将军”的名号，算是叫响了。
其实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看到中国的样子都很迷茫，需要有个信仰。父亲是军校毕业，受的教育是要报效国家，但是他没有接触共产主义，听到佛教里面讲普度众生，觉得这个有道理，就走了这条路。那么毛泽东、陈独秀他们就学了共产主义，孙中山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讲三民主义都是同时代的人，信仰不同，走的路也不同。
反蒋拥蒋
我父亲跟蒋百里关系好，跟另一个姓蒋的先生关系就很复杂，就是蒋介石。
父亲曾经是反对蒋介石的，特别北伐之后，他是反蒋的主要力量。但是后来又拥护蒋介石，帮着蒋介石跟桂系打。再后来又反蒋，“九·一八”之后又回到南京政府，又站到蒋介石这边。这样反蒋、拥蒋，反复好几次，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并不是反对蒋介石这个人，他是有一些事情反对，就事论事，有一些事情又拥护。
说到底他是个军人，你做的对，我就跟着你干，做错了我就要打你。如果他真的是反对蒋介石这个人，那有好几次机会杀掉蒋介石的。我父亲在湖南当时兵力最多有到八十万部队，蒋介石有次到湖南，火车从山里穿隧道过去，有人就建议我父亲把隧道一炸，可以把蒋介石埋在里面。
结果我父亲讲了一句什么话？“明人不做暗事。”他就说，我要打蒋介石，就在战场上见真章，不搞这种暗杀的伎俩。
后来这个话就传到张治中那里，张治中又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很感动，就表示要跟我父亲结拜兄弟这个事情是解放后，张治中来跟我父亲讲的。
父亲吓得要死，已经解放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张治中跑来讲蒋介石要跟唐生智结拜兄弟，这话怎么敢传出去？所以解放后，父亲连他从前的很多部下都不敢见，就是怕毛泽东疑心重。
1937年在南京的时候，父亲是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兼训练总监。上海陷落后，日寇向南京推进，蒋介石就问大家怎么办。李宗仁他们都主张撤退，父亲则是主战派，力主死守南京。
当时南京的城防部署，几道防线的详细安排，实际上是蒋介石、何应钦和我父亲三个人研究制定的。这个城防部署的资料还一直在我家保留到解放后，锁在一个铁箱子里，“文革”时期铁箱子不晓得送到哪里去了。
但是现在讲起南京保卫战，很多人把责任推到我父亲头上，说唐生智本来坚持要打，打了几天打不下去了又要撤，甚至有的文章说我父亲“一声撤退，血流成河”，这是把南京大屠杀的帐都算在我父亲身上了。可是当年我们全家人都在南京，父亲等于把全家性命都押在南京保卫战上了，他本来不是要撤的。
国民党一级上将，在南京站出来跟日本鬼子正面打的，只有唐生智。到后来蒋介石连下三道撤退令，因为父亲坚持打不肯撤，三道命令下来才撤的。
战场上有输有赢，你不能说他抵抗得厉害也有错吧？再者，打不赢是要撤，也不能说当兵的撤了就是逃跑。最后一道撤退命令下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钟，父亲这才带着我们全家上船的。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怪唐生智，那整个八年抗战死了几千万人，应该怪谁？
功过南京
当然，我们实事求是讲，在南京保卫战，父亲也有错误。什么错误呢？当时胡宗南在浦口，蒋介石要他撤一个师过去，参加徐州保卫战。后来蒋介石又突然命令撤两个师，但是南京没有足够的船。
按照原定的计划，父亲组织有限的船只，实行分包突围，成功突围出去一个师。到第二个师要突围的时候没有船，怎么办呢？父亲就让宋希濂在南京城门口维持秩序，保证第二个师的部队先乘船渡江到浦口，去保卫徐州，部队出去之后再让老百姓撤。
结果宋希濂的部队是参加了淞沪保卫战，从上海撤退下来的，伤兵很多，搞得乱七八糟，秩序很混乱。这样的部队负责渡江突围是很危险的，因为日本人不是坐在那里看你渡江，那个江面上有军舰有飞机，炸弹扔下来怎么能不死人呢？所以突围的时候伤亡很多，不论部队还是老百姓，都死了很多人。这个就是说我父亲在指挥撤退的时候有过失，因为有突发状况，打乱了原先的部署。
但是我们现在看待历史，功过要分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跟我们家人讲过，说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功勋，永远不能抹杀的。现在那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我父亲的像，馆里的档案资料，也详细记述了南京保卫战的经过，我相信历史不会永远让人误解。
他从南京回来之后就到了武汉。其实蒋介石对我父亲还蛮好，虽然父亲反对过蒋介石，但是蒋介石认可唐生智“不搞鬼”这一点。从南京撤回来以后，蒋介石在重庆红岩嘴那里，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旁边，盖了一栋房子给我父亲住。父亲有时候住在那里，有时候回湖南东安老家，办了个耀祥中学，开始潜心研究佛学。
1938年武汉大撤退的时候，有个孤儿院的一百多个孤儿逃亡到东安，找到耀祥中学。孤儿院的人说唐将军你收一个孩子吧，我父亲当时就收了十个义子。
之后好些年，父亲都远离政治，好像在老家闲居的状态，其实他也没闲着。比如湖南和平起义，现在讲起来都是程潜、陈明仁的功劳，不提我父亲，其实父亲在这里头是起很大作用的。
1948年蒋介石要我父亲到南京去，父亲先到了上海，因为我四叔唐生明在那里。抗战时期唐生明从重庆“叛逃”到上海，投靠汪精卫，当时很轰动。现在人们都知道了，他其实是蒋介石派到汪精卫那边去的卧底。
陈明仁当时也在上海闲着，很不得志，还自杀过一次，就是我四叔把他救过来的。那是有一次唐生明到陈明仁家去，正看到他已经吃了好多安眠药，四叔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抢救过来，所以他们交情很好。我父亲跟四叔了解到这个情况，心里就记下了。
在上海的时候，中共地下党跟我父亲有了接触。因为四叔在上海的人脉很广，地下党通过他找到我父亲，就提出要父亲争取促成湖南的和平解放。
然后父亲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要我父亲去衢州当司令，父亲不肯去，找借口说我奶奶身体不太好，要回家孝敬老娘去。蒋介石看这个情况，说不去就算了，接着又问父亲：“长沙的警备司令有谁？”意思是问谁合适去长沙。
因为当时程潜已经到了湖南，但是白崇禧有点信不过程潜，所以蒋介石让我父亲再推荐个人过去。
父亲就讲：“陈明仁不错呢。”
和平起义
所以陈明仁从上海到湖南，是因为我父亲对蒋介石的当面推荐。但是现在很多人讲这段历史，都说是程星龄找了国防部那个参谋次长刘斐，把陈明仁调过来的。开玩笑，那时候要调动一个司令长官，莫说参谋次长，就是参谋总长、国防部长，也是调不动的，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调动。
陈明仁到了长沙以后就不颓废了，他在后来湖南和平起义中间发挥很大作用。但是程潜跟我父亲处不来。湖南和平解放以后，程潜和陈明仁作为起义功臣到北京去，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接。在火车站，毛泽东就问程潜：“唐孟潇为什么没来？”
程潜说：“那个人可能靠不住了。”
他怎么能讲我父亲靠不住呢？要知道当年湖南的地下党还安了个电台在我家，白崇禧还派兵到我家里搜过。父亲一直是中共地下党在湖南信任的人，怎么解放后反倒“靠不住”了呢？
要说我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其实早有渊源。共产党后来的好多军队干部，以前都是我父亲的部下。比方说陈赓，原来就是我父亲的警卫营营长。陈赓1927年去参加南昌起义，就把警卫营长给我四叔当。结果到南昌以后，周恩来对陈赓说，南昌现在没有重武器，你赶快去找唐老四。
陈赓就返回来找我四叔唐生明，四叔又找我父亲，父亲就讲，陈赓本来就是警卫营的，警卫营的重型武器，他要多少就拿走多少。
这样陈赓就把这个营的重武器全部拖去南昌。但是陈赓本人没到南昌，他走到半路上负伤了，又回到武汉，但那批武器是运到南昌了。陈赓在武汉，也是我父亲安排人送他到医院去治疗的。
还有贺龙，以前也是我父亲的部下。现在人们都知道，贺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这两把菜刀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湖南四川贵州一带的人吃盐，都是挑夫从江浙一路挑过去的。湘西那里有个关卡，拦住挑夫就要收盐税的。贺龙就跑来找我父亲，说他想当盐税官。
我父亲当时刚把湖南都督汤芗铭赶跑，手下管的部队不少。父亲就说那个地方有盐税官啊，你怎么好去当？如果那个盐税官没有了，需要人的时候我再通知你。
贺龙听了这话，回去就拿两把菜刀，把那个盐税官砍死了。完了又跑去找我父亲，说你看，那个盐税官死了，我要参加革命。
父亲说，你要参加革命，你有好多人？
贺龙说，我有十几条枪。
父亲说，你的枪还太少，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捡枪吧，看你能捡多少，就当多大的官。
贺龙就这样加入了我父亲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招兵买马，这就叫“捡枪”。一直到北伐战争，打到武汉，贺龙的部队很多了，他又找到我父亲，说你看，我现在有了好多好多人。我父亲那时候是中央军总指挥嘛，就说好吧，给你当个军长。
那是1927年6月，贺龙当上第二十军军长，就是这样来的。
力保贺龙
我父亲这样的人，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还是受到了冲击。
其实1957年的时候本来程潜要打成右派的，周恩来把我父亲叫到北京去，说孟公啊（唐生智字孟潇），程潜这个人不能打右派，但是他嘴巴子好多（话多），希望孟公跟他做做工作，让他讲话收敛一点。
我父亲回去就跟程潜谈了。最后程潜没有打右派，只把程星龄打成了右派。
后来到1959年，周恩来又叫我父亲去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说中央本来计划让程潜到北京来，当个副委员长，把湖南省长的位置让出来给孟公。但是程潜不肯让，那么干脆孟公到中央来吧，可以当机械部的部长。你湖南的房子不用动，北京可以再给一套四合院。
我父亲那时候一直在当副省长，觉得在湖南老家住着习惯，当个部长有什么意思。父亲就说，还是不想到北京来。所以后来中央让我父亲在长沙随便哪里选块地盖房子，算是一种补偿吧。父亲就选了上麻园岭那里，建了个院子，现在是团省委的办公室。
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概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时候，红卫兵“破四旧”搞得很厉害，到我家里抄了两卡车东西，大部分都是字画。红卫兵挖地三尺，也没在我家找到黄金，只把父亲收藏的字画都抄走了。过了一个礼拜，中央文件下来，说湖南的程家和唐家的东西不要抄，全部退回。
退回来父亲也不敢要啊，那些字画就放在警备区里，后来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宋徽宗的画，都没了。
到1968年，林彪他们就提出来，湖南有三条黑线：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说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文革”时期我一直跟着父亲住在长沙，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见过。中央军委派来的人，还有湖南省委的造反派，号称“永向东”，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谈话，让他揭发贺龙。
每次来人的时候，父亲就喊我到睡房去，他们在书房里讲话，我都能听见。前面说贺龙跟着我父亲“捡枪”的事情，也是那时候听来的，父亲都写在了给中央军委的交代材料里。
揭发贺龙什么呢？我父亲把他跟贺龙的关系就照实讲出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嘛。可是那些人咬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父亲说没有这些事情，贺龙是自己去南昌参加起义的。那些审问的人就天天来，头几个月还比较客气，就是让父亲讲话、写材料。后来我父亲“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被抓去省政协“上学习班”，关了大半年。
父亲被关着的时候，开始是让我弟弟去陪着住，后来我弟弟经常跑回家，父亲抽烟厉害，弟弟跑回家要买些烟，家里还煮些鸡蛋让弟弟带进去，给父亲增加营养。跑了几次造反派就不让弟弟陪父亲住了，把我妈妈喊去，把我关在省委档案办，弟弟关在警卫连的农场里，一家人都不让见面。
父亲被关在省政协老办公楼的二楼，屋子里就两张床，大小便都在里面，不让出门，唯一下楼的时间就是到一楼会议室。进了会议室就要批判，这时候造反派就不客气了，当着很多人的面打我父亲耳光。父亲火了，说你打我干什么？我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上的高级干部，我没犯错误，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
造反派说，你是“黑三线”，你是国民党，贺龙的问题你交不交代？不交代就毙了你。
父亲把桌子一拍，说你毙吧，老子枪林弹雨出来的，几时怕过死？
含冤离世
父亲一辈子打仗，“文革”又受苦。1968年程潜死了，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了句：“颂公死得值啊，周总理都出席了追悼会。”这话让造反派知道了，又打我父亲耳光，边打边说：“你还想要这种待遇？”
直到1969年6月，贺龙被迫害死了，才没人逼我父亲“揭发”了。但是父亲身边还是有很多人监视，每天父亲跟谁见面，讲了什么话，抽了什么牌子的烟，都有人记下来。
1970年春节后，父亲的癌症就很厉害了，吃不进东西，住在湘雅医院，病房里还有个老红军，整天坐在那里监视我父亲。我嫂子就在湘雅的保健科当医生，给父亲安排了个独立病房，造反派说不行，你要写个检查，还要汇报思想。父亲说那就转院吧，他们也不让转。天底下哪有病重住院还要写检查的？现在都说“南有湘雅，北有协和”，我父亲住院时候，连吊针都没得打，只给个藿香正气水让父亲吃。父亲后来有一个月都没吃什么东西，瘦得不成样子。
陈明仁还是真的好，送来一罐美国的花旗参。但是医院里都有带枪的民兵守着，陈明仁自己也不敢来，让他老婆送过来的。
1970年4月6日，父亲逝世。追悼会就是个批判会，在湖南省委统战部的小礼堂，一共去了二十几个人，都是低着脑袋。统战部的几个部长和副部长站在台上训话，还是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余孽，是“黑三线”。遗体火化之后，骨灰就放在家里，没钱下葬，也不敢土葬那些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掘地三尺，连池塘里的泥巴都要挖出来看有没有金子。父亲死后，我母亲获得二十块钱，买了一个木制的骨灰盒。
后来张平化回来湖南主持工作，他以前是我父亲连队里的指导员，1974年我妈妈找到他，张平化还记得父亲以前照顾过他，就批了九十块钱给我家。我和哥哥就到东安老家去，把父亲的骨灰偷偷葬了。不敢立碑，也立不起，立个碑要一百多块钱。我们自己买了水泥和沙子，家里原来的老管家开着个手扶拖拉机，拉着我和哥哥去江边挑石头。我站在水里，把石头捞上来，哥哥在岸边接着。就那样，我们兄弟亲手葬了父亲。
现在想起来，我还要掉眼泪。就像父亲说的，他没有对不起共产党，浏阳起义、南昌起义，他都送钱送枪。湖南和平起义，父亲无条件响应，到头来死了变成这样。
一直到“文革”结束，1981年，中央为我父亲平反，湖南省委重新开追悼会，第一个送花圈的是邓小平。悼词也是中央批下来的，里头讲的蛮好，说父亲北伐时期为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从没有诬陷、迫害老干部，宁死不屈，尤其是力保了贺龙。
有这两条评价，我想，父亲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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