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上海市市长都要和他的“洋高参”团队聚首,聊一聊他们对上海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有什么建议,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11月6日,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再度如期举行,今年的议题是“互联网时代的上海可持续发展”。2015年,“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上海也是首批将“互联网+”列入城市发展规划的城市。

“上海的互联网基础条件很出色,有一些大企业的创新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本届市长咨询会议主席、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说,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将会非常引人注目。
当然,相比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上海的“智慧”程度还有不小的差距,例如在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如何在这些领域借鉴“他山之石”,使上海更好地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正是本届市长咨询会议重点讨论的内容。
智能交通
上海市长的“洋高参”们来自制造业、金融业、医疗行业等不同的领域,但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上海的交通问题。
普华永道9月份发布了一份《机遇之都 7》的报告,对全球30个商业中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从交通和基础设施、宜商环境、人口结构特征和宜居性、技术成熟度与成本等10个维度衡量这些城市的表现。
上海虽然在门户城市和经济影响力维度位列第七,但由于在宜商环境和成本维度排名较低,因而综合排名仅位列第21位。其中,交通和基础设施是拉低上海排名的一项主要因素。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对此解释:“有一系列的评价标准形成了综合得分,例如,上海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于这座城市的规模来说是不是够好,是否能支撑起人员流动,此外,交通的成本是不是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以及在交通建设方面,是否考虑到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变化发展。”
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最拥堵的城市之一。“洋高参”们认为,智能交通是治理拥堵的有效途径,而且,许多国家正在实施相关的尝试,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美国史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向上海市长介绍了洛杉矶的案例。
洛杉矶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之一,通过从相机和磁路传感器导出数据,反馈给中央计算机系统,来管理方圆469平方英里(约为上海面积的 1/5)的4500个交通信号灯,大大改善了交通拥堵。
格林伯格说,这一系统自2013年运作以来,估算已减少了12%的主路口延误,提高了16%的交通速度。
ENGIE集团董事会主席热拉尔·梅斯特雷则推广了“智能泊车(Smart Parking)”概念。这项由Worldsensing公司率先研究的概念,可以在所有泊车位随时探测有无汽车泊入,并将泊车信息传达给驾驶者,以避免驾驶者为寻找车位而来回奔波。
智能交通不仅可以辅助解决拥堵的问题,在交通安全管理领域也能施展其“才华”,以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社会损失。
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道格拉斯·斯廷兰介绍,AIG作为“携手创建更安全道路”国际联盟(TSR)的创始成员和联合主席,近期参与了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项目,共同预防交通伤亡事故的发生。
在亚特兰大市最危险的路段,交通事故率比全州平均高出200%到300%。亚特兰大市近期投资了2.5 亿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并邀请TSR提供投资建议。
TSR建议,通过人工智能将有关的公共数据(如交警报告、事故数据和人口统计信息等)以及私营部门的数据(如 AIG 的匿名化数据、IBM 的天气数据和 AT&T 的车载信息数据等)综合起来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改善该路段的交通安全。
AIG也正在纽约开展类似的项目,尝试利用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技术,绘制车辆行驶轨迹,预测可能发生碰撞的地点。通过预测分析,该系统利用“临近事故”的情况识别,准确、迅速地定位高危交叉路口。
行人穿行交叉路口的路线较难预测,仅凭机器的学习能力无法充分掌握其行为规律。AIG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应用深度学习系统来熟悉行人穿行的规律,并预测人车相遇可能发生的危险。
这项由AIG资助的研究最初只由几台摄像机组成,后来扩展到超过三百台摄像机,范围遍及纽约市各地。
TSR在智能交通领域的研究或许不久也将在上海展开。斯廷兰透露,同济大学的王雪松教授已经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任命,担任该联盟私营部门协调人和顾问。
可持续发展
智能交通的发展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不仅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能降低经济和环境的损耗。
今年7月20日欧盟发布的“低排放出行欧洲战略”(European strategy for low-emission mobility)评估称,城市交通造成了23%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此外,欧洲每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已达到 GDP 的 1%。
智能交通减少拥堵的额外好处是能改善空气质量。
思科公司于2014年10月开展的一项研究,重点关注芝加哥和哥本哈根,研究证实,智能泊车技术每月能够节约3600升燃油、减少234吨二氧化碳排放。
“洋高参”们对智能交通给予关注的背后,更多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上海也迫切希望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获得丰富的国际视野。
史带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是全球保险业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他向上海市长建议,通过上海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修改石油提炼程序,以减少颗粒物和排放污染。此外,在保险业可能会批准一项计划,通过汽车保险保费减少5%来推广采用少污染汽油。
物联网的应用被认为是另一个节约效益的方式。
例如在芝加哥,传感器安装在灯杆上作为物联网项目的一部分,用以提供有关各种空气污染物信息,如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在匹兹堡的呼吸项目,则通过四个全景相机为居民提供附近的实时照片,公民可以使用呼吸相机来记录污染事件和量化污染水平。附近的卫生部门曾通过呼吸相机关注过一家高污染的工厂,并使其承担责任。
思科公司在前述的同一项研究中估计,15个物联网系统可为芝加哥市带来81亿美元的效益。城市及其居民、企业以及整个公民社会都可从“联通的城市”获得收入增长、成本缩减、生产率提升等效益。
其中,联通城市带来的收益(例如通过旅游业的增长)可达到 52 亿美元。利用此类系统,居民每月可节约35分钟时间,这相当于价值为18亿美元的经济和时间效益。据估计,企业可通过节约用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营业额而获得11亿美元利益。
除了交通领域,东芝公司最高顾问冈村正还建议,上海应建立一个氢能源的经济区域,从而在物联网时代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地点则可以选择在上海自贸区。
冈村正说,能够将“氢”视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它可以防止出现用电过度造成很多地方缺电的情况。此外还可以减少能耗的成本,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实现大城市的整体能源管理。
智慧医疗
提及数字化,在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施万看来,医疗领域的数字化目前仍落后于其他行业。
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强调,提升健康水平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在这一理念的启发下,各国积极探索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
中国政府在“健康中国”行动和“十三五”规划中,都将加强疾病预防能力,扩大医疗服务覆盖范围提至重要议程。同时,国务院也将健康及医疗大数据的发展纳入到国家大数据战略中。
施万认为,大数据能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医疗,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政府、医院以及学术机构一起合作,将标准化信息进行整合,然后统一分析。他建议,上海应该建立医疗数据库,加速推进生命科学的创新。
“目前还没有国家已经成功的应对医疗数据。但上海是有很好的条件这么做的,也有能力这么做。”施万说。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智持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很多时候这些数据和信息,在互联的世界里,可以改变很多病人的行为,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可以帮助医生进行更加针对性的治疗,针对特定的病人,提供个性化、精准的医疗。
但仍然存在挑战,即参与方是否愿意将其个人信息在整个体系中进行分享。据普华永道的调研显示,目前仅有78%的中国人愿意将这些信息分享。
施万认为,医疗数据对于个性化医疗和公共卫生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公共卫生领域,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有了可供借鉴的举措。
作为“智慧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充分利用城市中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和传感器,实践智慧医疗。
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建立了“虚拟新加坡”在线平台,整合“智慧国家”中的各类数据。在此平台上,政府部门可以及时了解从卫生状况到人群流动等多方面的城市动态。这不仅可以帮助政府优化资源配置,还可以通过预判传染病等疾病的潜在传播方式,最大程度地规避健康风险,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挑战。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所孕育的资源,鼓励企业开展医疗护理方面的科技创新。
例如,在2014年,新加坡政府与私营企业共同试点老年护理项目,通过在参与项目的家庭中安装传感器,帮助看护人员随时了解老年人的活动与健康状况,利用高科技创新提升照护效果。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卫生部门则整合了人口调查结果及来自政府和商业保险的临床卫生数据,创建了一个可以分析疾病进展的模型。
该模型显示,在较富裕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慢性病管理服务,而在低收入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则偏低,并导致了医疗成本、住院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同时,进一步的数据运算还显示,提高低收入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适度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治疗,可以显著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并能每年节省约6000万澳元的医疗支出。
此结论为维多利亚州政府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效率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指导方向。
而美国在个性化医疗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的经验显示出,精准医疗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基因检测为患者找到精确匹配的治疗方案,显著提升治疗效果。
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启动了“精准医疗倡议(PMI)”。在该项目中,美国将投入1.42亿美元,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队列研究生物样本库和100万人的基因图谱及靶向治疗数据样本库。
Foundation Medicine是数据收集最为广泛的基因数据公司之一,已成功进行了60, 000次基因检测,采集了超过68, 000名患者的基因组资料,同时也向公众提供最全面的基因检测服务。
传统的检测方式,例如单一标记的分子检测和多基因热点检测,只能识别出几个目标基因上预设的突变,但无法检测出所有种类的基因突变。而Foundation Medicine的创新检测方法则能够利用更少量的生物组织,对所有已知临床相关的致癌基因突变进行检测。
Foundation Medicine所提供的检测,可以更为有效地帮助肿瘤专家为癌症患者寻找到最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目前,该公司已经通过基因检测等项目成功地为85%的病人匹配了FDA批准的靶向药物或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疗法,让超过55,000名患者从中受益。在此之前,这些患者无法通过传统疗法获得有效治疗。
“建设先进的基因数据库,对优化疾病检测与治疗尤为关键。”施万说,大数据对确定新药研发重点,制定研发投资策略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大数据对临床试验设计、病人入组方式、投资周期计划等也能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新与监管
无论“互联网+”应用于哪个领域,对于创新人才的需求都是相同的。
“在本届市长咨询会议上,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上海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人才的招募。”苏铭天说,“我们的讨论非常开诚布公,我认为,国家乃至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仅看技术,软硬基础设施都很重要,例如医疗、教育、交通等,还要考虑历史、文化、对人的吸引力。”
谈到对人才的吸引力,施万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因素。
“毫无疑问,上海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的创新中心。如果说上海在创新环境上还需要借鉴一些国际经验的话,那就是自由。”施万说,“创新离不开创意人才,人才则离不开开发、开拓的自由,要允许人们有广阔的空间去失败,因为所有成功的创新都是从失败中而来的。”
此外,施万还指出,如何将学术与产业更好地对接起来,上海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上海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投入非常大,中国也不乏好的科学家和基础条件,但阻碍在于,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药物和其他的应用方案。”
罗浩智同样认为,企业和企业所在城市的发展机会,要能分享到个人,这对成功非常重要。当然,这需要有正当、正确的教育体系和激励制度。
随着中国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创新和监管的问题也更引人关注。
尤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正变得日益重要。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董事兼总裁宫田孝一建议,中国现在银行、证券、保险有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互联网公司是通过共同的平台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因此中国必须考虑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增强现有的垂直、分开监管风险架构。
对于创新和监管的关系,罗浩智认为,做得好的城市监管和法律对创新应该是起到促进的作用,而非阻碍。施万则指出,创新和监管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尤其在医疗领域,严格的监管是必须的。
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洋高参”们认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国家的城市,技术可获得和数据安全性都是城市创新成功最重要的指标,“这是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需要达成平衡的一个重要议题。”苏铭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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