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强调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显然,这是过去的事,现实已有很大改变。财政治理如果没有数据作为基础,那么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理财需要算好账,算好账才可能治好国。新财长肖捷同样要面对算账难题。算账需要制度基础,但某些制度的缺位,让算账难上加难。
算账直接影响具体制度选择。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算账为基础的。尊重既得利益让财政改革更容易得到支持,但“既得利益”必须以具体的数字表现出来。表现的过程就是算账的过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结果导致财政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最终的结果是中央财政的日子不好过,直接推动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

财政治理如果没有数据作为基础,那么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大国财政决策离不开准确的理财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政收入实行计划控制,预算收入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今年的收入完成得好,明年可能要承担的收入任务就会越重。于是,地方政府或税务部门就有很强的激励让本来应该在今年实现的收入推迟到明年或更晚的时点来实现。对收入基数的“操作”让信息失真。这种状况随着预算收入预测功能的强调和税收征管的法治化已经在发生变化。但是,非税收入的非正常变动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收入调节器的角色。财政支出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有的支出需要提前进行,有的却要延期支付,现收现付制虽然是政府会计计量的基础,但是在某些场合权责发生制的运用,让财政支出数据的运用不能不特别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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