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似乎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
精彩的故事需要冲突，否则很可能就乏善可陈。三明治固然可口，但如果一个故事全文只是在教你如何做三明治，那么估计也不会有趣到哪里去。把一份份的材料拿出来、叠加在一起，然后三明治就做好了。没有任何悬念，情节也丝毫不紧张刺激。不过，三明治爱好者可能会觉得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制作三明治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不确定甚至很神奇的因素，以致于无法完全确定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三明治。尽管如此，这也无法表明“做三明治”就是一类热门的小说主题。但是如果我去厨房做三明治的时候正好发现我儿子准备拿走最后两片面包，这个时候故事就有趣多了。
就算故事中没有冲突，阅读的时候为了增加趣味性，读者也可以自己代入冲突。比如说，有一本畅销书，冲突贯穿全书始终，开头却是一篇看似没有冲突的故事。“上帝开天辟地之初，大地没有形状，空荡荒芜；黑暗驾凌深渊之上。”这看似只是对史前生活环境和状况的大致描述，但是，我从这篇故事中却读出了冲突，读到了秩序和混沌之间、有与无之间的张力。这跟做三明治的故事很像，只不过下的赌注更高一些。不管是不是摩西有意为之，冲突的确是存在的。
跟冲突类似，把人划分成“我方”和“他方”也不一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所不可或缺的，虽然这样做的确有帮助。
还有一常见的故事元素就是弄清楚故事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除了汤姆・克兰西的作品及与之类似的作品之外，现代文学作品可能会明确区分故事中的我方与他方，但都不会简单定义故事人物的好与坏。即使是平凡的主角，像《麦田的守望者》中的霍顿・考尔菲德、死侍和《萤火虫》中的杰恩，很明显，这些人是“我方”的一员，这些人站在我们这边。这些人所反感的则是“他方”。
对一个好故事而言，好与坏、我方与他方、大众与其他人的区分并没有冲突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区分，为了让读者明白应该支持谁，作者可能就得费大量的篇章了。虽然不是故事必须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库尔特・冯内古特就记录了他在写作的过程中避免这一故事元素的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人类学。他们当时教导我们人与人是完全相同的。他们现在可能还是这样教的。
他们还教我们，没人是愚蠢的、坏心眼的或者恶心的。我父亲临终之前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的故事里一个坏人都没有。
我告诉他，这就是我在战后的大学里学到的。”
虽然区分“我方和他方”是一种常见的写作需求，但是在如何定义这两个群体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分歧。国籍是一种普遍的标准。必要的时候，衣品也可以算是一种标准。宗教和种族过去也曾是一种可靠的区分方式。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准。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好人总是跟权力挂钩，不过这一观念渐渐被人遗忘了。近五十多年来，有关人们对于其他种族或者宗教人群的热情程度的调查显示，这种对我方群体成员与他方群体成员的热情程度之间的差异正在稳步下降。
没准是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的广告歌《世界欢乐颂》起了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弃用了区分“其他人”的标签，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将其他人排除自己圈子之外的一种内在需求。
实际上，调查还显示：人们对不同政治党派成员的仇视程度倒是有所上升。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对奖学金申请进行评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倾向于给身为该党派一份子的学生发奖学金，即使另一党派的奖学金申请者学分更高。种族也有影响，但是相对较小。这一调查结果着实令人吃惊。虽然某些奖学金申请者的学分更高，但是我们仍然倾向于选择那些会跟我们投出相同选票的申请者。考虑到大多数学生对投票一事根本不上心，所以这个评估过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开始摒弃一些传统的区分我方与他方的方法，但是我们的政党偏好逐渐成为区分白人和非白人的一种新方式。
这项研究还检验了人的政治观点是否会影响其判断。通过使用隐式偏差测试，他们发现来自美国的参与者对政治的偏重程度远胜于对种族的偏重程度。研究人员觉得这个结果令人十分震惊。“普遍的观点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关心政治，”该研究的作者如此评论道：“他们不了解政治，他们也不了解政策。所以也就不指望美国人会有强烈的政治偏好。这也是我开展研究的起点。”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肯定不是不关心政治的，若干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偏差正在不断增长并扩散。1960年，5%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于其子女“跨党派”的婚姻感到“有点沮丧”或“非常沮丧”。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20%。到了2010年，差不多50%的共和党人（30%的民主党人）反对其子女跨党派结婚。来自英国的参与者也被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换成了保守党和工党，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但不明显的趋势。
这就有点像是跷跷板，一种带有偏见的标签重要性下降，另一种标签的重要性就会上升。或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过上乌托邦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跟小说一样存在一种对冲突的内在需求。在决定谁是敌是友的时候，如果我们撇开对宗教、种族、性别或性别偏好等因素，我们就会被迫使用另一种标准来把人们划分进“其他人”群体，这样群体内外的人数就会维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这可能有助于武器销售的繁荣，但是却不利于实现世界的和平。但是把人们划分出我方群体真的是一种不变的需求吗？对此我们有没有选择呢？
群体外的人员数量真的有必要维持在恒定的水平吗？
除非善恶之间的平衡是宇宙内在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将一定数量的人划分进坏人的群体，与好人群体对立。所以为什么这看上去是一个恒量呢？答案可能跟生物有关。一方面来自于社会行为的流行，我们发现，人类复杂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基础生物因素和人为因素所起的作用相当。从细菌（可以通过参与“群体感应”来协调部分行为）、植物（可以通过菌根网络等方式相互交流）到动物，所有的生物中都存在交际的现象。几乎所有生物都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因此生物学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观点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决定哪些人以及多少人可以进入群体内的过程其实可能就是人类物理组成的固有部分。
研究发现，人类的行为与其自身的基因有关联。虽然我们总以为自己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但是基因在人类复杂的社会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定也丝毫不奇怪。如果先人把遗传变异性当做决定群体成员的标准，其压力可想而知。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群体持开放态度是有利的，例如说，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分享就对狩猎和择偶有利。如果情况相反，资源有限，那么形成一个更为团结、主要基于亲属关系的群体可能更有利于进化。虽然逻辑的假设经常与之相悖，但是相比于自己的邻居，你的确会更乐意把钱借给自己的亲姐夫。
换句话说，有时候弱化“我方”的界线比较好，有时候则是规则越严格越好。
这些遗传决定因素可以定义“我方”群体，而且可能还可以确定这一群体的规模。影响我们风险敏感度的遗传变异因素，如何确定“群体内”和“群体外”人员，我们对所在群体团结程度的偏好，在决定谁进入所在群体的过程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人类的基因构成可能决定着其政治倾向以及“排除异己”的方式。
以上是一个假设的故事，一个没有真实证据、听起来可行的解释，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群体偏好的确会受到基因的影响。辨别基因和环境影响大小时常见的办法是双胞胎实验，其中我们可以在同卵双胞胎而不是异卵双胞胎中发现大量相同的性状。最近有一项研究就采用了这一方式，发现基因与群体内偏好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似乎与遗传因素对传统主义和专制主义支持者的影响不谋而合。另一项研究在使用双胞胎研究的方式之外还参照了家庭关系这一因素，这就使得参与研究的人数大大增加，该研究也发现了基因与许多政治和社会态度或偏好之间的密切联系。
基因具体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偏好以及对群体的划分，这一点尚未不清晰。这项家庭研究中发现了基因与政治倾向、对死刑、同性恋权利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些因素显然不会被考虑其中，但是对灵长类的野外调查也很可能缺少了灵活性。有可能我们的基因帮助定义了我们对社会行为的大致态度和我们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的标准。
有些人的基因促使其更倾向于维持我们的文化规范，其他人则乐意接受改变。反过来，这些因素也有助于决定我们的具体态度，例如政治倾向。
显而易见，这些因素可以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有些人的基因就决定了他更倾向于去反对社会规范，因此更容易做出所谓的危险或不寻常的举动。在许多企业家和有左倾政治倾向的人中都发现了这一性状。
但是如果一个人通过这些危险的行为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可能会因此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态度，因为此时不太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的财富也就更有保证了。那些最初群体外且带有左倾倾向的企业家们因此发了大财，老而古怪，现在都变成了群体内且偏保守的人。除非你住在加州，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人，你新进的财富正在向群体外回流，而你仍然以左派的立场投票。现在讨论的重点不在于基因是人们政治和个人态度的全部决定移速，而在于基因是人类复杂行为过程中的一大重要推动因素。
举个例子，据观察发现多巴胺D4受体基因的变异是影响这些行为的重要因素。多巴胺是一种参与大脑多方面功能活动的神经递质，其中包括风险决策。若干研究已经表明，该基因与人们接受风险的能力和好奇心理有关，当然也还跟人们的政治态度有关。有一项研究对15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携带两个拷贝的特定多巴胺D4受体变异基因的女性明显更为保守。另一项研究通过对全基因组进行分析发现了相似的现象，除此之外还发现了许多与政治偏好有关的基因。这些受体在大脑记忆和发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人们决定群体内成员的基因总数无法计算，在塑造政治态度方面也难以确定特定基因的角色和作用。然而，影响人在群体内或群体外是否觉得舒适的基因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这都意味着什么？生物性动机可以帮助我们定义和使用“我方与他方”二分法，帮助我们划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人。这一划分人群的内在动机可以确保我们的生活中不会缺乏冲突。当然我们在这些群体中会做出清醒、理智的决定，但是我们的生理特征决定了我们的偏好，这种偏好不容改变，也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态度。那些更乐意面对社会规范变化的人似乎更倾向于站在民主党（或工党）的一边，而那些乐意维持社会规范的人则可能会站在共和党或保守党的一边。倒不是说左翼的政治群体中不会出现群体外的人员，左翼和右翼群体内部肯定也存在着“我方与他方”的阵营，只是划分群体内外人员的标准不一样。而且没有人是只存在于一个群体之内或一个群体之外的，每个人都存在于许多群体之中，其中一些可能存在复杂的重合现象。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和所有参加过高中帮派的人都了解这一点。
遗传学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极乐世界，结束政治纷争吗？可能不行，但是它至少可以指出大概的方向。
了解遗传学是否能带领我们走出这一先天的冲突？不能，但是了解人们政治态度的生物性基础或许可以弥合政治分歧。遗传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提供帮助。一、我们认识到人们进行群体内外区分部分源于生物性动机，不完全是自身理性的结果，明白这一点可能会有所帮助。然而遗传学还表明，当我们先想吃更多的薯片时，更多的是因为穴居人高脂肪等于营养的生物学理论，而不是因为对自身热量的实际需求做出了理性的评估，而且这种评估并不会阻止我们吃更多的薯片，因为对抗生物的基本动机很难。
二、虽然我们在接受多样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显然还有很多工作仍未完成。虽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是没有任何正义和利益可言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多了解生命方方面面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基础还是有所帮助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除了外貌之外，人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可能肤色各异，但是这只是因为部分基因的差异导致的。类似的，我们选择政治党派的时候可能比选择性别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却不一定比得上选择性取向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左翼或者右翼倾向是天生的。
在这里，我希望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对政治分歧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政治有时候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前面提到的研究表明，我们偏左翼或者偏右翼的选择与我们个人的性状和感知存在密切的联系。得知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简直就是朝着自己的心窝打了一拳。然而遗传学现在告诉我们这些态度是不受我们自己控制的，是人类进化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生物学决定的性状有助于确定我们所拥护的政治党派，不管我们乐于接受改变还是希望维持社会规范的稳定，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具备选择性的优势。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中的各种情绪包容力更强，而不是我们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起杀心。接受这种多样性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小说故事中有冲突是好的，可以作为区分人物角色好坏的标签。毕竟，在播第一则广告之前，你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说的，学校并不会教这种东西，而且他的故事没有坏人也照样很精彩。更重要的是，生活跟科幻小说不一样，在真实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更好地处理这些分歧。遗传学可以帮助我们弥合这种分歧吗？它应该可以。我们划分群体内外人员的动机理解为遗传学和进化史的反映，那些政治上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也是因为受到了基础遗传学因素的影响，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的选择相对和谐得多。
为了将“制作三明治”的故事打造成畅销书，我们是否能够放弃对冲突的需求？对此我不太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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