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集中拍摄了故宫博物院建馆九十周年大展的部分展览文物修复过程，系统的介绍了故宫的修复工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来北京都问我有什么可以推荐去玩的地方。我常常会推荐景山，因为在景山可以看到整个故宫，那种恢弘感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故去的辉煌。
可以说，自从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这个整个中国古代保存最为完整的统治者行宫，就成了故宫，变成旧时代的一部分。
也从那之后，它成了一个供人参观游览的地方，也是象征着旧日王朝的逝去，平民百姓也能走进这个禁区。
到现在，故宫除了是一个景点，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之地，也成了一个网红。北京每下一场雪，故宫都能成为微博的热搜话题，无数人渴望在雪中故宫穿越到过去。
今年年初，故宫再次在网络掀起热潮，不过这次和故宫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故宫里的人。
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集中拍摄了故宫博物院建馆九十周年大展的部分展览文物修复过程，系统的介绍了故宫的修复工作。三集片子，将故宫里的文物大致的分门别类，像是一个江湖里的各门各派，再一一介绍各个门派的武功路数。
故宫本身就是一个文物，也是一直修缮。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故宫，是北京奥运前一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就在修太和殿，整个太和殿都用围挡遮住了。
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海报
打动人的，当然不是旁白的叙述，或者是文物的精美，而是在修复的过程中，人所体现出的匠心。
感觉匠心也是今年的一个热词。文物修复是一个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门经验科学，熟知一件文物的个性，才能将它缺席的部分精准的修补。
这其中对于个人的文化水平和手工水平又是很大的考验，像我比较熟悉的瓷器修复，就包括了釉彩的研究，古代纹饰发展的了解，以及高深的绘画功底。
故宫从诞生到现在，承载着大历史的变迁，而这一部巨大的历史，却是又这些小工匠一点一点筑造和维持下去的。
好像在故宫里的日子，过得很慢，又很快。细细的修复一件文物，需要很久的时间，日复一日做着精细的活儿，时间一恍惚，又有下一个工匠，来继续上一个工匠的工作，让这些文物始终保持着它们应有的模样。
只要文物存在于世间一天，对它的修复就不会停止。
电视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当然，修复文物，并不是为了将它修复成全新的模样。
片中也有提到一个展览，是景德镇的碎瓷器拼接完整后做的展。当时宫廷御用的瓷器是千里挑一，要将做得最完美的送进宫，而略有差池的只能作为残次品，又怕流落民间，只好砸碎。记得李行导演去年来做电影展的时候，也说过电影胶片的修复，应该是修出它本身的旧模样，而不是变得像一部新电影。
文物的修复也是如此，而这个复原与刷新之间的度，也就是一个文物修复者的匠心真正所在。
《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从小荧屏，要走向大银幕，用更震撼的方式，去讲述匠心。这算是故宫第一次以一种平民历史的视角，走上银幕。
我们最熟悉的银幕上的故事，也就是《末代皇帝》，或是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与《一代妖后》。在那些故事里，故宫是权贵历史更迭覆灭的承载者。而在《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故宫，它更为真实，更为有情感。
《末代皇帝》
打通小荧屏和大银幕的桥梁，其实就是文物和匠心。片中也有说到，文物其实是活的。古时的工匠将它们制造出来，一代又一代的修复者将它们保存下来，在这其中，也就融入了工匠和历代修复者的匠心，也就是为死物注入了一种生命。
为什么要有博物馆来保存这些珍宝，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收藏而疯魔？当然不能单纯的局限于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或是物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段历史存在过的佐证，这个证据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使有关的历史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的导演是院线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导演萧寒，《喜马拉雅天梯》可谓是大陆院线中非商业纪录片的票房佼佼者。
从自然界之顶峰喜马拉雅天梯，到中国文明之凝聚故宫，这个跨越看上去像打破了一堵次元墙，但其中蕴藏着相通的视域。
《喜马拉雅天梯》海报
同样，从小荧屏走到大银幕的，还有故宫里修文物的这些人。故宫有老的师傅，也有新的徒弟。在故宫之外，新的徒弟是各大院校的高材生，但进了故宫，又成了师徒传承的老规矩，归于这个停滞在旧时代的空间之中。
老的师傅，是靠一点一滴实战的积累经验，而新的徒弟大多是在高校先汲取理论，后才真正开始实践工作。
新旧的对比，不仅仅在新的学徒和老的师傅，还有新旧的技术。并不是工作在了故宫里，就一直靠着老灵魂慢生活，故宫也有现代化的一面。像其中修复古画的一节，就有提到探测颜料的矿物质，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探测找到矿物质的产地，更好的修复缺失的部分。
在中国，修复大多还是靠人的手工完成，而国外的修复工作已经开始机械化，更为迅捷和精准的进行修复。但听起来，好像缺了一点人情味。
电视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掐丝珐琅万寿无疆中碗，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当你走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些复杂的名字，看到它们华美的外貌，却也不会明白它们一生的故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亦是对于这些文物的再一次解读，借由它们的重生，再次复兴一个民族的辉煌过往。电视专题片大多要靠旁白来支撑故事，而电影更多依靠的是画面，将一个一个有生命的对象以最为直接的感观，呈现在观众眼前。而需要修复的不仅仅是这些对象，故宫本身，就具有一种割裂性。
我看过一本书叫《两个故宫的离合》，说的是台湾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关系。书中提到，其实有四个故宫，北京的真实的故宫，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沈阳的伪满洲国的故宫，以及南京博物院。在战争的时候，有一部分故宫的文物暂存在了南京博物院，至今这上百箱文物也没有回到北京故宫。
故宫无论在其本身的建筑群，还是经历的变迁来说，都是一个道不尽诉不完的故事。文物的修补，并不仅仅是将它的外貌复原，亦是在缝合这片土地上人心的裂痕。
《我在故宫修文物》恰好在张艺谋第一部合拍史诗大片《长城》同时上映，这其实恰好代表了两种国土想象。
长城之壮美，故宫之精美，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也被赋予了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想象。用修复的眼光，来看故宫里的人和事，其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角度。我们日常看故宫，看的只是它的整体，它整个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是一段王朝往事的宏观视角，它就死死的固定在了那里。
而故宫里的藏品和保护这些藏品的人，是一种微观的视角，给我们所展示的，是一段流动的历史。
《长城》剧照
那些在故宫里修复文物的人，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了，有的还有一辈子要慢慢的付诸于此。
多少人会知道哪一件文物被修复过，又是谁修复的它，这其实也是一种至诚而又无言的爱，随着一件文物的流传，而永存。
这些对象的留存，它们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可能局限于封建王权的尊贵，但其背后，从制作到修复到流传，所依靠的却是更为真实平凡的人，正是这些真实平凡的人，托举起了一个对象的华美，一段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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