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与《人间》杂志

一九九八年，《人间》杂志停刊将届满十年，因课业需要，我在插满竞选旗帜的旧光华商场间寻找老杂志。地下室透着明亮但带点惨白的光，展示着计算机组件、光盘影片的店家隔出一排又一排勉强走人的廊道，旧书报摊散布在畸零地间，发出潮了的历史气味。《人间》杂志则一捆又一捆地放在门口，相当醒目。

11月22日上午，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一定很多人都来找这杂志吧。”我从商人的思维判断：即使收刊十年，《人间》还有余温。

一九八五年创刊的《人间》所面对的台湾社会问题，竟仍是当代的危机。解严前后，因快速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反省，如今同样存在，甚至趋于恶化。于是，始终有一群人在战斗着，而这群人的身影姿态，不免让人想起《人间》。

然而，谈起《人间》，更不能忘却它其实是陈映真的巨大身影。

“大陈就是太阳系的太阳，众人围绕着他。”从助理开始，一路当到记者的诗人曾淑美简明道出陈映真的地位；从创刊便担任美编的李男更不讳言：“这本杂志，从头到尾就是陈映真在表演，工作人员皆是在旁摇旗呐喊、敲锣打鼓。”

但他们甘愿如此──很多人都因阅读陈映真、崇拜陈映真而来，而陈映真也不顾身段，亲自求才。

青年时代的陈映真

陈映真与《人间》之始

曾担任《人间》调查采访主任的钟乔，高中时期便读陈映真。“那时他还在坐牢，小说在远景出版，是禁书。”那是戒严时期，钟乔并不知作家坐牢原因，上了研究所后，因为机缘前去拜访陈映真，也受邀加入他所办的《夏潮》杂志，“我当时还在念书，就当成打工，一方面有收入，一方面也有反抗国民党的心情。”

此时，钟乔也明白陈映真为何坐牢，“在那个时代，党外运动确是禁忌，而左翼运动更是。”分别在《夏潮》和其他党外杂志打工的他很快发现，尽管同样对抗国民党，但陈映真和《夏潮》更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原住民、劳工和底层，“那时阅读左派刊物仍是禁忌，在那氛围下，因为接触了陈映真，我对世界有了另一种观看方法。”他慢慢理解这是左翼世界观和社会内部阶级观。

对资本主义扩张、消费主义不满的陈映真，更因其中国情怀，与当时主张本土、台湾意识的反国民党主流势力分道扬镳。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不禁令他思考是否该另寻发声管道与形式。

一九八三年，陈映真在美国爱荷华参与写作班，受到纪实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的作品震撼，体认到“文字枯竭、图像统治”的时代来临；又看到台湾当时一份报导深刻、却因图片缺乏而削弱感动力量的生态杂志──《生活与环境》，于是动念创办一份以纪实摄影与报导文学为基调的杂志。

他的弟弟当时开了家印刷厂，还兼开汉升出版社，出了一些刊物，其中一本叫《立达信苑》。陈映真该年召集《立达信苑》的几个编辑，如李文吉、蔡明德和潘庭松开了编辑会议，准备筹办一本类似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新刊物。

从创刊开始便参与的摄影钟俊升，则是被陈映真主动找进来的。

“我因为一张拍摄杨逵的照片，被推荐到《夏潮》和一些党外杂志。我和《夏潮》的人特别好，他们很热情，看事情的方法很不同。”那年，钟俊升约了《夏潮》的朋友如杨渡、钟乔等人到坪林老家烤肉，陈映真竟也去了，“那时我帮《夏潮》拍了很多照片，大陈可能很欣赏，就问我有没有参与新杂志的意愿。”

不知陈映真来头的钟俊升，第一次编辑会议爽约，陈映真急忙打电话邀他参与第二次会议。“他直接把我拉到办公室里。办公室非常小，我们根本是膝盖顶着膝盖聊。”他回忆，当时陈映真劈头就问要多少薪水？钟俊升听了都傻了，他只是来聊聊而已。

“无所谓。”钟俊升回答。

陈映真便说：“八千好不好？”钟俊升说，都可以。

聊完后，陈映真要去吃饭，才到楼梯口走没几步，他就拍拍钟俊升肩膀：“还是给你一万好了。”钟俊升笑说，这样的薪水维持好多年，才涨了一些，“《人间》很多同事都是赔钱在工作，都是冲着一股热情。”

创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台湾尚未解严，《人间》杂志以关晓荣的八尺门阿美少年照片为封面，内湖垃圾山为主故事，堂堂创刊。

在创刊词上，陈映真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为题，道出缘由：“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组织化，造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与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之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他不愿如此。

在这创刊词中，也为这杂志定位：“《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透过我们的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这段话昭揭了这是一份以图片和文字报导为主，带有浓厚社会关怀的杂志。

于是，在那个有《南方》、《文星》、《当代》等文化性刊物，杂志市场蓬勃热烈的时期，《人间》透过纪实摄影和报导文学控诉当时台湾的社会问题，揭露贫苦的底层角落；更以占版面三分之二的黑白照片，安静却也沉重地表明、记录台湾社会中的真实，令读者“眼见为凭”。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甚至被媒体标志为一九八五的年度文化盛事。况且，创办人是陈映真。但这样的杂志是否可行，是否有市场？当时许多人都抱持怀疑且保留的态度。

陈映真自己也知道。

编辑与照片

原本不会打字、憧憬当个诗人或是伟大诗人情妇的曾淑美，大学结识蓝博洲，受其影响阅读陈映真，“对有点正义感的年轻人来说，陈映真的小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听说陈映真要办《人间》，便拿了大学时期写的“幼稚的诗”前去拜访，并志愿当义工。

陈映真将作品留下，答应了她，但他也不占曾淑美便宜，每个月付她三千元让她当助理。曾淑美瞒着家人说在《人间》上班，直到母亲发现怎么都没在杂志上找到女儿名字，才乖乖招认是当义工。

作为小说家，文字是陈映真的专长，几乎每个人的稿子都要经过他，而且，修改幅度都不小，甚至都要重写。他会和每个记者讨论，曾淑美形容，这像是“个别门诊”。她每次进去往往要三个小时，才能出来。

“他不会跟你说要如何调整，但会谆谆教诲他的观点是什么。我和其他人不同，像钟乔这些大哥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觉醒，跟得上大陈的思考脉络，我就是个年轻的小女生，因为崇拜他而进去的，显得比较疏离。”淑美如今回想，她与一些人的文学观、美学观不同，若让她改，可能会让作者本质呈现，但陈映真不是，“某种程度，他把报导文学的文字当成工具，是政治信念的载体，有时候会让文字更煽情一点。”但她也表示，“在大陈底下做事，他的理念、文字的美学观强烈渗透和主导，这无可厚非，这是他的杂志啊。”

“大陈办了《人间》之后，没有一篇他不伤神的。”钟俊升表示，毕竟是他办的，总不能让自己丢脸，既然全台湾，文化圈都在关注着他这本刊物，他便格外认真对待每篇稿子，“每一篇稿子、图片他都精心的，一个字一个字校给我看，每一个字。所以他很伤神，每一篇都很伤神。”

不过，在照片和美编上，陈映真就给了比较多空间，让拍照者决定颜色、和编辑讨论版面。钟俊升就表示，照片该拍黑白还是彩色，陈映真都不过问，“但一般生态环境会比较适合彩色，才能暴露一些细节。”李男也说，陈映真会听他的建议。

“在照片挑选上，作者会和编辑讨论，但最终让编辑决定。”钟俊升补充，《人间》编辑室轮流作庄的，大部分人都担任过那个角色。

而封面，则是李男决定，“不管主要故事是什么，除非大陈指定，不然我都会挑最像封面的那张照片当封面。”版面和页数也是李男全权决定，“如果照片很好，我就做很大。”《人间》的图文比约一比一，有时图二文一，所以好照片就以二比一去做。

“做《人间》让我很畅快。”李男表示，除了陈映真放手让他玩之外，也提供他认为合理的图文比例。

经营、广告与收刊

《人间》订户最高时期，曾达万人，因此，陈映真更广为招兵买马，扩充编辑部工作人员，也增设了社务和广告营销部门，希望让《人间》更上层楼。

然而，《人间》读者多是小众知识分子，尤以学生为多，时常透过“复印”传阅，《人间》贩卖量未有起色，加上印刷成本偏高，《人间》售价不涨，经营显得入不敷出。

由于《人间》是陈映真弟弟的印刷厂金援的，大部分都仰赖这资金，在每期亏损多达二、三十万元情况下，渐渐难以支撑。即使延揽了王拓等专业人士来负责社务，仍不见起色，一九八八年，《人间》即将步入第四年时，陈映真认真考虑收刊。

“《人间》一直赔钱的时候，大概是第三年吧，陈映真来找我，那时我在《中时晚报》副刊，希望我去帮忙。”钟乔表示，《人间》的薪水相较之下很微薄，但众人都是凭着理想做事。他还记得，过年时，陈映真都会写很长的信给大家，并附上两千元红包。

如何叫好又叫座，是陈映真万般考虑之处，在商业收入与人道关怀的坚持间，钟乔认为，最后陈映真终以叫好为前提。

因此，在众人心里，陈映真是杰出的领导者、优秀的小说家，是人格者，但实在不是个很好的经营者。

在经营困难时，李男有提出许多建议，包含整编人力等等，“但陈映真那个人，他做不到，他不会愿意十个人裁到五个，他宁愿自己死。”

“他有找我谈过，我都劝他许多人必须养家，他会暂时打消念头。”钟俊升表示，但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他将大家招来宣告停刊，众人不肯，他说：“好吧！好吧！”就进了办公室，想一想再出来，就这样来回两三次，而三十几位《人间》同仁就在办公室里哭，宣称明天开始不领薪水等等，但陈映真断然拒绝。

钟乔回忆，当时，陈映真宣布停刊后，走进自己的小办公室，看着窗外许久许久，回过头时，眼眶泛红。

“在那个年代，可以预期《人间》不是热销的那种杂志，大家心里有数。”钟乔表示，但这杂志可以起些作用，能让当时饱食富裕的台湾做些反省，“特别是，在美国的设计底下成立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后，台湾在国际垂直分工底下扮演什么角色？在过了二十年后的一九八Ｏ年代，《人间》要扮演甚么角色，我想陈映真心里是有数的。做个老板，他当然希望把杂志卖好，虽然苦恼，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一九八九年九月，发行四十七期的《人间》吹了熄灯号。同年六月十九号，台湾一路狂飙的股市初次冲破了万点。

陈映真后来接受采访时，表述心情：“很伤心，这孩子生不逢时，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杂志。”他认为四年已经够了，因为这是和社会背道而驰的杂志，如今的杂志都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下的产物，沦为广告媒介，迎合读者喜好编辑，而非编辑有话要说。

伤心的不只陈映真，各界人士也十分扼腕，愿意出钱投资或买下来，但这个总司令拒绝了，“因为不知道别人是否会让《人间》变了样。”

《人间》虽无法重来，但《人间》人和人间世代开枝散叶。过去的《人间》在陈映真的巨人身影下，只见他的光辉，如今，众人成为他们自己。李男就说，在这本杂志里，没人记得哪个记者或编辑的名字，每个人都是离开《人间》后才闯出点名号，但这工作的资历也让他们格外不同，”大家都很甘心。”

这批人，不论往返两岸、到农村实践，或者持续笔耕，仍然持续”用脚看世界”，他们登上各自山头，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