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乐界朋友说，过去这些年，台湾有许多资深音乐制作人去中国大陆，毕竟钱多市场大，充满无限的可能，但是最后许多人却又回到台湾。理由是，大陆没什么好案子可以做。主流音乐工业更有兴趣帮那些真人秀歌唱比赛的得奖者出专辑，因为他们已经有高人气，容易成功。这些公司没有耐心培植好的新创作者。
主流音乐公司没兴趣培植创作者，对独立创作的歌手来说，则是没时间创作，一年到头太多音乐节，钱赚不完，谁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银子？于是我的一个民谣歌手朋友刻意去云南，希望远离繁嚣，好好地静下来创作与排练。
另一个台湾建筑界的朋友在多次去中国担任评审后感叹说，中国现在非常国际化。年轻建筑师现在太多机会、太多资源，尤其他们现在都放眼世界，希望成为世界建筑地图上的新星。相对的，台湾的年轻建筑师连在台北都没什么案子，只能在台北以外的其他城市，乃至比较乡村的地方，去实践自己的梦想。
然而，这些不在台北的建筑师却在这几年不断获奖。他们在所在地认真思考建筑与小区的关系，探讨作品与环境和人的深刻连结，因而慢慢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论。尤其是，不少年轻建筑师都受到一位资深建筑师黄声远的影响。黄声远有哈佛学位，但回台后却长期根植于宜兰，工作室就叫“田中央”，其建筑作品也大都是宜兰的公共建筑。如今，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很高声望，作品也正在从日本到欧洲巡回展览。
这是台湾的希望之光。
我的上一篇专栏《台湾的沉静 vs.中国的浮躁》得到许多读者的不同回响，但更多领域的状况似乎辅佐了该文的论证：中国此刻遍地黄金，市场广大，人们不断向前冲，这对商业创新或许是好事，但是对文化创造未必。因为文化必须根植于生活，必须透过不断的累积与酝酿，必须在反思中前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中国当然有许多愿意慢火蹲点的创作者，也可能比台湾有更多资金愿意支持这些创作，但那都不是时代的主旋律。一个影评人跟我说，他们要选出2016年的十大华语片，中国部分实在是少到难以选择，反而台湾会有两三部。
在上次专栏也提到，台湾的小与慢，来自土地与民间的深厚生命力，反而应该可以给予创作者更多的力量。
我也举例来自缅甸但在台湾学电影拍电影的导演赵德胤，最新作品《再见瓦城》肯定是今年两岸三地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他的例子对台湾也深具意义。因为，赵德胤之前有马来西亚的蔡明亮，也是在台湾学电影拍电影，而成为一个世界级导演。新加坡年轻导演陈哲艺两年前的电影《爸妈不在家》打败许多大师，拿下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影片。这些台湾以外成长的电影工作者曾经深受台湾新电影影响，看着杨德昌、侯孝贤长大，现在换他们在台湾发光发亮。
在文学上，许多马来西亚作家在台湾读书、写作，壮大了所谓“马华文学”。是台湾，而不是中国，让他们可以在马来西亚之外长出新的枝干。
这是台湾最大的利基点：面对庞大的中国，台湾应该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台湾的人文传统、创作自由，三十年来累积的社会能量，和适当的政府政策，更开放地吸引外来创作者，让台湾成为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创作基地。
反过来，对台湾的文化创作者来说，中国市场当然可以去，毕竟文化艺术应该和不同的人群沟通，但要小心黄金变成一种毒药。例如，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可以一年去几个大陆城市巡演，也可以整年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巡演，但后者将使创作者没有时间沉静下来，而且当大陆市场成为你的全部时，你会放弃说自己土地上的故事。
当然，对文化创作者，目前台湾市场或许并不够大。然而，两千四百万人口并不少，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少于这个人口数，却能有丰厚的文化实力。关键在于，台湾的文化市场还有许多开发潜力，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公民对艺术与阅读的兴趣，我们的媒体更没有提供充分的信息与讨论让公民去认识与欣赏文化创作，这才是台湾最大的问题。
改变我们的教育与媒体去扩大文化受众，让创作者从自己的土地得到更多的养份，让我们更开放地成为亚洲创作者的平台，然后让这些创作者可以勇敢地走向中国与世界。这是台湾该有的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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