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人物当保镖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 1977 到 1994，这个男人担任卡斯特罗的保镖长达 17 年。在这段人生经历中，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远远比不上陪伴指挥官的日子。无论在总统府、外省、国外，或是在飞机上、游艇上，他都是离卡斯特罗最近的那一位。
1953年的卡斯特罗意气风发（图源：VCG）
胡安·雷纳尔多·桑切斯在古巴担任卡斯特罗的私人保镖。具有在个人保护和安全方面的经验。同时也拥有比如用于强化安保的设备设施、办公室和住所，以及用于强化安全的初、中、高级团队形式的培训。
那一段时间，与其说桑切斯是卡斯特罗的保镖，不如说他是这位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影子，贴身保镖的中流砥柱。但后来，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桑切斯在退休之际，锒铛入狱，直到1996年才被释放。
2008年，在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后，桑切斯来到美国，正式步入晚年生活。并在法国资深记者阿克塞尔·格莱登（Alex Gylen）的帮助下，合作完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生活》（LA VIE CACHÉE DE FIDEL CASTRO）一书，并由法国Michel Lafon出版社于2014年5月22日发行第一版，书中详细揭示了这位南美革命领袖的个人生活，这或许为我们解开了20世纪的一个重要谜团。以下是胡安·雷纳尔多·桑切斯的自述。（摘自《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生活》一书部分章节）
上世纪50年代，是古巴的黄金时期。古巴音乐大行其风：伦巴、曼波舞、恰恰恰。经常可以在夜店、酒店或赌场听到这些音乐。
古巴出产蔗糖、香蕉和镍矿，是当时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哈瓦那当时处在消费型的社会模式。圣诞节期间，市场上会有从欧洲进口来的苹果和梨出售。首都到处闪耀着迪斯科舞厅的霓虹灯。
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乘坐吉普车进入哈瓦那市，我站在叔叔家的阳台上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卡斯特罗兄弟和其他革命家。他们年少俊美，气度潇洒，淡定自如，生机勃勃，可说是全民情人。
我清楚地记得卡斯特罗从叔叔家楼下走过时，父亲转过身对我说：“你看，就是这个人挽救了古巴。从现在起，一起都会好起来。”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十五年后，会成为指挥官的保镖……
1967年，和其他古巴人一样，我经历了同家人分离的痛苦。叔叔和祖母因为对革命感到失望，遂决定移民美国。之后四年，我都没有机会再同他们见面。我回到了母亲身边生活。母亲依然对革命保有热情，但也依然贫穷着。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搬运水泥、推独轮车、砌砖。但第二年，公司就倒闭了，所有的员工都被转移到首都三十公里外的甘蔗园。手里拿着大砍刀，我成为了一名甘蔗工人！工作既累又危险。烈日下，甘蔗刀和锋利的叶子随时都能划开皮肤。幸运的是，在甘蔗园做了三十天后，我收到了兵役令。
回到哈瓦那后，一位军官找上门跟我解释，我被内政部选中，需要参加特殊训练。几个月以来，情报人员一直对我进行秘密观察，他们接近我的朋友，为我建立了心理档案，调查了我的亲人，认为我符合革命者的要求。内政部建议我立即加入军队。
“一旦你签字，你的工资就是120比索，不再是7比索。而且你每周有三次外出的机会。”我欣然接受了，成为了我们家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军人。第二周我就开始体验到了新兵的生活：5点钟起床，步行训练，将被子叠成豆腐块，进行打扫。不要忘了，还有体能和射击训练。很快我就因为射击成绩优秀，在同期300名士兵中脱颖而出。我能准确瞄准目标，迅速射击，而且几乎百发百中。三个月的训练后，250名士兵被分配到警察学校，我和剩下的50名士兵则转入保安部第一队。该部门主要负责卡斯特罗的安保工作。第一队又分成三个分队：第三分队由约千名士兵组成，主要负责后勤；第二分队，即行动组，由24到100名士兵构成；第一分队又分成两小组，每组15名成员，均是射击高手，两组轮流值班，24小时贴身保护卡斯特罗。
进入第三分队后，我被分配到第“11号”。11号是古巴革命史上的女英雄和卡斯特罗的重要助手塞利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的住宅。我就是在那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最高指挥官 。
有一天，我站在11号门前轮值，卡斯特罗来了，他下车后向我走来，双手放在我肩膀上，直视我的眼睛。因为紧张，我牢牢抓着步枪，保持姿态。随后，指挥官走近了楼里。11号里面有一个篮球场，我有机会和指挥官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卫队分成红队和蓝队，卡斯特罗是我们队的主力。
回到1970年，在11号效力十八个月后，我被调到距离十公里外的“160号”，在哈瓦那的另一头。160号占地6公顷，主要负责卫队的后勤工作：交通、汽油、电讯、供给。里面有汽车维修工、军械师、电讯技术员和干洗工。在那里我很快升职为组长：主要负责给士兵分配工作，协调总统府及卡斯特罗的私人住宅之间的行动。
四年后，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1974年，我被选入“行动组”，即第二分队。第二分队主要负责辅佐第一分队，在指挥官外出活动时，组织外围的安全工作。
但是在我加入第二分队一个月后，就和其他30名战友，被一起送入了士官学校。我们是该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的训练十分繁重。早晨是体力训练（跑步、武术、射击），下午学习理论课。我在此期间学会了组装炸弹，同组六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其他两组队员分别使用俄语和英语。我们还初步了解了获取情报的技巧和心理学，深入研究了世界上著名的刺杀事件，包括1962年戴高乐被袭击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
当有外国元首或是高级官员到访时，我们还需负责对其进行贴身保护。因此我有机会遇到几位大人物：牙买加总统麦克尔·曼雷（Michael Manley），越南总理范文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
那几年，我的运气越来越好。因为上级赏识，我被任命为少尉，成为了一名军官。此外，我又在两个科目上获得黑带：柔道和近身格斗。1976年，我更是有机会去国外执行任务。我被派到圭亚那保护胡安·艾尔梅达·宝斯卡（Juan Almeida Bosque）。因为之前从未离开过祖国，我很兴奋能够去外边发现新的世界，对于异域的亚马逊风格充满期待。
个人生活方面，我也非常幸运。1976年，我已经和梅达（Mayda）结婚八年。我们1968年在一个周末舞会上结识。那天晚上，我对她一见倾心。梅达是一位完美的伴侣，一位好母亲，她负责孩子们的教育，勤劳管理家庭，与我患难与共。
1976年，从圭亚那回来后，有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一位长官就对我说：“桑切斯，指挥官希望你加入他的私人卫队。从现在起，除了我或指挥官，你有权拒绝其他人的任何命令，即使对方是部长，明白吗？从明天起，你需要每天八点钟到这里报到。如果直到下午五点，你没有收到任何指示，就回家去和老婆孩子团聚。”
我当时的快乐，大概就像好莱坞演员被告知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几个小时后，我就可以加入古巴最优秀的军队组织，同精英中的精英一起工作。
1981年，在担任卡斯特罗的贴身保镖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在内政部高级专科学校学习刑法和反间谍调查法，我学会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犯罪现场，提取指纹等。1985年，我被授予双硕士学位。我学过的课程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古巴工人运动史”、“反间谍”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还有最为实用的心理学课程，特别是反间谍心理学，对我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
1977年至1994年，我担任卡斯特罗的保镖长达十七年。细细算来，我同妻子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同指挥官一起的时光长。无论是在总统府、外省、国外，或是飞机上、游艇上，或是私人住宅内，我一直陪在卡斯特罗身边。他对我十分信任。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职业生涯更加顺畅。在指挥官去外省和国外的拜访时，我负责准备前期工作。另外，我在25米手枪射击比赛中获得全国冠军，在队中的声誉更盛。
但是1994年，风向开始转变。一开始，我女儿嫁给了一个委内瑞拉人，他们在加拉斯加（Caracas）定居。接着我弟弟曾在古巴议会院做厨师，逃到了佛罗里达州。因为有两名亲人在国外生活，我不再适合担任保镖。卫队长官劝我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已经45岁了，经历了职业高峰，我想退休，就给安全部写了一封信。
后来我进入了监狱。1996年出狱，之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享受家庭欢乐。从第二年起，我先在一个后勤中心负责调度卡车，后来又在咖啡馆担任行政人员，最后在公共工程部下的一个监督部门任职。2008年，我几经周折到达了迈阿密，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全家人都在这里，妻子、叔叔、女儿、女婿和外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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