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经历新旧转换的“衔接期”。传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明显减弱，而新经济动力仍在孕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取代旧有动力的力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
11月27日，一些参与“新‘巴山轮’会议·2016”分论坛－市场公平竞争与反垄断高级国际研讨会的专家认为，此刻加快孕育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用竞争政策催生新动力最有潜力，也最有效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江平指出，过去我们有一种误区，认为经济的新动力往往都是来自新兴产业，所以我们规划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乏善可陈，反而是突破了制度束缚的互联网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的希望。
因此，他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的要意就是要用竞争政策催生新的动力。从我们历史的经验来看，公平竞争推动社会进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人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以及随后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是中国致力于建设更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步骤，因为强有力地坚持法治对于约束反竞争行为至关重要。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2016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行政垄断、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是对市场竞争以及有效实施竞争体制有重要影响的三个特征。
报告提到，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行政垄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行政垄断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政府（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政治治理问题。行政垄断给中国造成的最严重的经济后果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资源错配和地方垄断。
而产业政策则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会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改革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竞争政策提到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不能削弱竞争。
陈清泰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商事制度改革，制定限定投资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最近提出的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都是校正现行产业政策弊端的重要步骤。
他还认为，我们应对既有的产业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进产业政策的改革。比如，政府不再把产业政策作为保增长，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工具。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使所有市场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德国垄断事务委员会曾于2004年提到，经验表明，关于“积极的竞争政策才是最佳形式的产业政策”这一经典格言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中国而言，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国有企业分布在广泛的产业部门中。英国牛津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英国竞争委员会前主席Derek Morris认为，应该让国有企业充分参与竞争。
“如果说实现了充分竞争，不管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都不得不提升效率，参与竞争。国际上针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竞争的环境，要求的是一个公平的环境，即完全竞争的环境。” Derek Morris说。
但他同时指出，遵守“竞争中立”基准的关键点在于其实践起来是非常难的，即使在高度市场导向的经济体中也是如此。
“所有的先进经济体实现他们的先进经济地位都是通过市场竞争环境、开放性以及国际贸易。” 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林至人说。
林至人指出，经验证明，竞争可以降低价格、提高效率。此外，促进生产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可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实现向高收入经济的过渡，这也是中国需要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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