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再次站到风口浪尖，因为这部最新的《我不是潘金莲》的尖锐命题，也因为他和万达的排片之争。遗憾的是，冯小刚失去了群众基础，在这场骂战中败下阵来。
冯小刚再获金马奖，这次是以导演名义（图源：VCG）
冯导虽然惜败于舆论场，但在对岸的金马奖颁奖礼上却出尽风头。去年凭借《老炮儿》拿到影帝的他，今年又凭借《我不是潘金莲》再“骑金马”，获得最佳导演奖。再加上影帝范伟，双料影后周冬雨、马思纯，今年的金马奖可以说大陆电影人“反攻”台湾勇创佳绩。
冯小刚的家国观
《我不是潘金莲》为何得到了台湾电影人的肯定？首先肯定与题材有关。中国还从来没有过一部电影，能这般生动活泼地表现数千年的官本位形态在当下时代的绵延。无论官本位文化究竟有多么糟粕，是否也蕴含精华，它都是贯穿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大多时候，对社会的运转起着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讲究平衡，皇帝和地方豪强的平衡，文官和武官的平衡，平民的上升通道，这些都让权力系统一直保持着重新洗牌的紧张状态。中国人受教育的根本，不是修身，而是齐家和平天下。
冯小刚自然对这种平衡了然于心。有人说，冯小刚所有的电影，一直都绕着两个命题打转，即家庭观念的固守与国家概念的维系。冯小刚的后期电影，更让家和国的概念相辅相承，互为表里。再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之所以让小女子屡屡上访，且杀意横生，无非是其婚姻的破裂且无法挽回。而让她放弃打官司的念头，可谓春风又渡江南岸，也许是爱情的老树发了新芽，女性意识得以回归，也有了重组家庭的心愿，而这背后是国家机器在悄然地运转。
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充。中国人一直有把家和国并举的种种说辞，好比父母官、子弟兵等。既显示亲近，又隐含着限制。家和国是中国人真正的，惟一的精神图腾，它既是铠甲，也是软肋。
规矩与“方圆”
早在今年3月放出的《我不是潘金莲》预告片中，冯小刚就已经用让人惊艳的圆形画幅制造了不小的轰动，而成片最终揭晓，片中除了圆形还有正方形，倘若再加上宽银幕画幅，全片实有三种画幅。采用这种反常规的实验性画幅，除了可能招致的形式主义批评，主要的顾虑包括画面信息量减少、观众的视觉适应性以及相应的商业风险等，而冯小刚最终力排众议进行影像实验，其根本原因应是自我挑战和美学创新的激励。
片中的方圆画幅各有其寓意。圆形画幅只出现在地方/民间，当故事发生于北京时则转换成方形画幅。尽管“天圆地方”的解释过于抽象而缺乏说服力，但当“方形”的严谨规整与中央、政治、权威的寓意相对应时，似乎便有了成立的依据。为了让观众适应画幅变化，影片对于画幅的引入和转换设计颇为用心。开场口述潘金莲故事时，使用今人画家的仿古圆画幅插画，从而自然完成圆形画幅的引入，而在画幅转换时，通过出圆形隧道口而转方，又通过圆形窗框构图而回圆。方与圆在画面内的并置也颇有寓意。当麻烦无意中解决，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重在谈话时，景深中方圆并存的灯饰，正与对话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体、官与民的关系形成呼应与隐喻。
“方圆”是本片的核心，也是导演的自白。冯小刚一直是方刚和圆润的矛盾体。“外圆内方”是中国人的做事哲学，说的是在表面和待人接物上要和气圆润，但内心深处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他通过李雪莲事件看似荒诞的发展过程，白描式地呈现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和运行机制，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级领导与人大代表之间的关系等等，其间蕴含的细微的社会与政治意味，或许只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的观众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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