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出任中共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一人事安排预示着王岐山在中共改革中的地位更是重中之重，同时作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王岐山此番兼职，也展现了习王二人决心重典治吏，挽救中共深层执政危机的政治抱负。
习近平得力助手王岐山新兼要职(图源：Getty/VCG)
事实上，在中共十八大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以前，纪委系统由于各种原因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特别是中共十六大后，掌管中共警察部门、法律监督部门、法院和监狱的政法委书记入常，改变了中共常委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使得与政法委存在职能交叉的纪委处境比较尴尬。而在这个过程中，腐败以近乎猖獗的态势不断吞噬中共的执政根基。大陆网民中间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叫“一个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这句描述虽然未必准确，但足以反映贪腐造成的严重危害。
为此，一直被誉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在十八大上出任中纪委书记后，便协助习近平解决问题，担纲中共的“打虎队队长”。迄今为止，他打掉的老虎数量超过中共建政六十年以来落马官员数量的总和，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高官的相继落马，特别是周永康案更是打破了外界流传的“刑不上常委”政治惯例。这种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有效震慑了中共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中共长期以来盛行的贪腐之风，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共的社会形象。
然而，古往今来的政治发展规律揭示出，若不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反腐纵然一时得胜，但腐败终究还是会“春风吹又生”。而对于一党执政的中共而言，自己监督自己是非常难的挑战。对此，王岐山也不回避外界对中共反腐能否成功的质疑，他曾对美国知名日裔学者、《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坦言：“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困境，王岐山在反腐之初曾说过：“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什么是治标？习近平曾经做出过回答，就是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什么是治本？从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的表态来看，治本是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于是，十八大以来这四年，中共颁布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等在内的12个文件，对纪律检查制度进行全新的改革，意在建立更为自主的、力度更大的纪检制度。具体包括：在业务上，纪检监察由党委、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向纪委垂直管理体制转变，让纪委系统从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曾经引发民怨的地方官员包庇贪腐的行为难以为继；在改革巡视制度上，借鉴古代中国“八府巡按”等历史经验，也为了弥补外部及舆论监督的不足，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巡视制度，既向全国范围内的党政企事业单位轮番派出多轮巡视组，又向权力极大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中央办公厅等传统法外之地派出纪检机构，实现了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全覆盖；在纪委系统内部，除了强化内部监督之外，还让纪委回归纪律审查的主业，让纪委派出机构从派驻部门的利益中抽离出来。
不得不承认，放在中共自身历史来看，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在改革纪检制度方面确实成效显著，也展现了不同寻常的魄力。然而，这一些只是刚刚开始，也只是属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用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今年9月的说法，“在习近平心中，全面深改头3年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时期，2016年要力争把改革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果不其然，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并将其定性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这意味着在经济改革、军队改革已经出现突破的局面下，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热门话语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摆在中共高层的案头。熟知历史的人知道，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屡次出现在中共话语中。“六四”事件后，中共叫停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在中共话语体系中消失，距今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被中共视为“雷区”，历届中共领导人少有敢于触及者。
那为何中共此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呢？众所周知，监督乏力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因此，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批特权阶层，这批被苏联普通民众称为“共产主义贵族”的人最终葬送了苏共。 201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新任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谈到苏联解体时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这说明习近平不想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执意于守住中共的阵地，因此通过重启政治体制改革来遏制腐败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轮政治体制改革，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为起点，由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挂帅，整合法律监督权力，从根本上改革中共内部监督的权力架构。中共首先在北京、山西、浙江搞试点，以观察监察委员会在地方的运行情况。王岐山把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反腐败机构”，他认为“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王岐山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中国机关权力架构的重大变革。其中，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审计署、检察院的反贪、渎职侵权检察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都将并入到监察委员会，实现反腐力量的一次大整合。由于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意味着纪委机关不仅有权监督党员，同时还能监督担任公职的非党员，“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放在中国和中共历史来看，监察委员会改革其实是在借鉴古代中国监察经验基础上，将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内部监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在古代中国，审讯时总会听到三司会审的说法，虽然不同朝代有不同的三司，但大体说明古代司法监察体系存在多个部门，有制衡也会互相倾轧。以清朝为例，中央层面的监察机构包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些机构之间虽然存在制衡作用，但容易因为分属不同派别，党同伐异，弱化监察职能。中共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监察系统存在重叠之处，权属不够清晰。因此，未来或将诞生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整合各类监察机构，无疑会产生一个超强有力的机构，展现了中共高层通过内部监督来遏制腐败的决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要尝试，既是自己对自己动刀，也是为未来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基础，展现了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的“不信邪”和政治抱负。至于效果，还有待时间验证。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