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自中国在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例，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病例在30年间快速增长。
艾滋病爆发这么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没能找到一个自愈的先例（图源：VCG）
中国本土最早集中爆发的艾滋病例出现在云南。1989年，缅甸、泰国当时的艾滋病流行。一位云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科的科长在戒毒所里采集了50例血液样本，发现26例呈阳性，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接下来全部排查后查出了146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主要感染途径都是注射吸毒。到了20世纪9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地区的卖血群体曾集中爆发艾滋病疫情。
在中国，艾滋病传播一直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曾有一老汉以跳广场舞方式结识性伴侣，与50多人发生性关系，致使十几人感染艾滋。由于害怕“丢面子”，他没有去医院治疗。CNN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缺乏性教育的状况，正在把数百万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据卫计委和性艾中心的统计，2015年有115,000名新的HIV感染者，其中14.7%（17,000人）是15-24岁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龄组的年增长率高达35%。
10年前的数据表明，中国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包括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曾经捐献过血液和血浆的人。最新的调查表明，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渠道，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经不断扩散至男男性交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高危人群，而逐渐延伸至普通人群。
艾滋病的前世今生
1959年，一名刚果籍男子死于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多年之后，对该男性的血液标本分析使其成为第一例确证的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进化模型显示，HIV可能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病毒在最初的很多年里都没有蔓延。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变化的性交模式导致了HIV病毒的迅速传播，艾滋病被确认出现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同性恋群体中，继而出现在整个西方类似的人群中。英国南岸大学的社会性历史学者Jeffrey Weeks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起初，艾滋病被简略称为“同性恋瘟疫”，但很快它就被归类为不正常者的行为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与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乱交、“快车道”生活方式、吸毒、玩世不恭等。西方国家在了解人们对这种流行病作出的反应时，其努力的焦点首先是了解性的历史，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因为性交是这种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一旦你与他人进行了无防护措施的性行为之后，你将无法百分百地保证这是一次没有后遗症的游戏。即使是HIV感染者，他也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情况——HIV感染者可以无症状地生活十多年：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在潜伏期内，从外表上无法和非感染者相区别，但他们可以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将病毒传给他人。
一般说来，一个人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的1至3个月(有的可长达6个月)，体内的抗体水平开始上升并能测出是否已被感染；然后经过6个月至十多年的潜伏期后发展成艾滋病，1至2年后死亡。而这之前，他也许接触过多个性伴。
“更安全的性”成防艾新挑战
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总趋势是，由异性和同性传播渠道感染的艾滋病直线上升，毒品注射和采集血浆、血液制品以及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母婴传播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感染渠道不详的病例越来越少。
一方面，政府行为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证医用血液安全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这两个领域涉及公共生活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都是行政手段可以直接使用的政府治理空间，因此静脉吸毒、采供血的传播途径已得到明显控制。而涉及到私人生活空间经性渠道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反而不好控制，需要更多的宣传科普措施。
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美国艾滋感染者的自知率约在90%以上，中国可能只有30%-40%，而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中国估算为54%。
中国政府在宣传艾滋传播相关知识、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最好还要在相关法规制定上消除歧视，特别是明确歧视的法律责任，这样潜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来，不再隐藏自己，主动接受治疗。
而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私人性生活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多位学者表示，这时更需要更多带有教育性质、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们观念、行为的一些创新方法和手段。有专家建议，政府应加强性教育方面的知识，促进安全套的使用以及有效预防感染艾滋的措施，鼓励个人和群体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爱惜自身，珍爱伴侣，在正确知识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性行为方式。
艾滋病为什么难治？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疾病尚未找到治愈的方法呢？可能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某些疾病确实很难治，比如癌症。第二，某些疾病很容易自愈，而且病情也不重，以至于科学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研究它们。第三，某些疾病的研究难度太大了，艾滋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艾滋病研究者不可能拿人来做实验，不像胃溃疡或者肺结核什么的，即使出了差错也可以挽救。更重要的是，胃溃疡或者肺结核这类疾病有大量自愈的先例，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这些自愈病例，找出治疗的法门，这在科学上叫做“原理论证”（Proof of Principle），大意是说，自愈的案例即使只有一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从原理上证明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因此科学家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白费工夫，只要想办法模仿这个自愈过程，就能保证成功。
可是，艾滋病爆发这么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没能找到一个自愈的先例。别说自愈，截至去年，科学家们就连一个治好的病例都找不到。事实上，2011年12月出版的《血液》（Blood）杂志，是“治愈”这个词第一次和艾滋病联系到一起。
当然，艾滋病的药物治疗面临的更大挑战，或者说药物治疗的最大短板是，迄今为止，所有药物都不能根治艾滋病，只能抑制HIV的复制。所以，人们也把根治艾滋病的希望寄托于基因疗法，如采用基因剪刀剪掉HIV，但是，现阶段这样的方法还只是在试验阶段，要走向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已经大有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当基因疗法和抗体疗法发展得更为成熟时，就可以单独使用它们，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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