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主要由项英创建，实质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共军事力量。他面对的敌人是日军、伪军、国军。若要在江南生存，必须处理好四方关系。本文系陈毅1944年夏在延安代表华中局和新四军向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节录，收录于《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解放军开国元帅陈毅（图源：VCG）
二、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七百余人。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1、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期。以后工作发展，六年来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时期。南京、徐州、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制不大，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不愿脱离国民党区域，等待敌寇前进。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物和根据地问题，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新四军是由各路“诸侯”、大小“股东”集合成军，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项英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才能团结内部，说服同志，克服各种倾向，反而死死箍在皖南，必然是治丝益纷。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亦不具体执行。特别到一九三九年冬八路军大发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日亟，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付突然事件的方针，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更无部署，这里就深深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这一时期应该以向敌后大发展为中心，项的领导是闭关自守，丧失时机。但在此时期，前方各部仍有一些发展。苏南第一、第二支队已完成直达淞沪，足跨长江两岸的发展，造成了大军可随时北渡的优越条件。第四、第五支队在江北亦有些发展。彭雪枫、李先念于—九三九年在豫东、武汉外围开始了游击工作。此时全军力量计皖南七千人，苏南一万一千人（调回皖南四千人），江北七千人，加上彭、李两部不到五万人。
乙、第二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冬。此时期的特点：敌寇诱降日亟，国民党华北敌后失败，我党我军在华北大胜利，英美东方慕尼黑政策，汪伪粉墨登场，国民党积极反共，企图造成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摩擦中心转移在向脆弱的新四军开刀。这时顽方部署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一九四○年夏开始），以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中。项英同志处此紧急情况，对部队毫无精神上的反摩擦准备，政治上、组织上均如此。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不敢抗议，不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而事事让步，而且压制各支队对顽方进攻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如处置苏南对冷欣抗议事件，反对东路撤兵到江北发展，处置皖东反击刘子清无理进攻的事件，阻止张、邓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提议和部署等，均要下面无条件退让，而皖南军部附近对顽方屈服事件，更指不胜屈。
此时刘少奇同志奉令南下，中原局成立，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以坚强而正确的反磨擦的统战方针，针对着顽方计划，予以不断摧毁，改变了华中空气，纠正了对顽的怯弱心理，使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反顽的伟大胜利；第二，统一指挥苏南、苏北、皖东及李、彭、黄各部。顽方以分进合击对我，我以战略统一各路应战回答，补救了新四军当时的分散不集中可能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第三，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首先在皖东之路东、路西开始了群众工作的建设，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这三个问题以争取反磨擦的军事胜利为中心，掌握得很紧，在一年半之间，创造了华中根据地，挽救了项、袁所造成的危局。
丙、一九四二年春反顽战役任务大体完成，敌寇转而积极“扫荡”我军，根据地建设必须开始。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检讨抗战以来的工作，定下华中尔后工作的方针。这样正式开始华中工作全面的建设时期，即华中工作第三时期。
2、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成就：
（1）扩大会关于总结工作的部分（略）
（2）一九四二年扩大会所提的新任务，当时华中反顽战已大体告结束；全国局势是日寇诱降，国民党从各方面准备新的反共高潮，以反共和缓敌寇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寇大举对华北、华中“扫荡”，因此提出坚持敌后抗战、渡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在这一总任务下，又分别提出对敌伪斗争、对顽斗争、军事建设、群众工作、改善民生、政权建设、地方党建设、防奸工作、财经建设等九大工作任务。总括二大项：第一群众建设，第二军事建设，而把中心摆在减租减息、提高工农、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武装地方、发展民兵诸项之上。首先解决深入群众工作问题，再陆续过渡到其他环节，最后造成华中根据地工作的全面深入进展，完全巩固的目的。
三、华中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一）对敌伪斗争的经验
1、一九四○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顽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损失甚重。但我军在苏南打敌的成绩不坏，开始引起了敌寇注意。敌一面发传单警告新四军将士应知道北伐时期受蒋利用打北洋系，蒋成功以后即屠杀共产党，现在不要再上蒋之当，盲目抗战；一面向我苏南军队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而且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此时的教训是过分予敌刺激和暴露了自己，形成了苏南局面的困难，但这对于渡江以后对敌战略有进攻的作用。这是一九四○年以前敌以对顽为主，以对我为辅的初期状态。
2、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是华中大摩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敌寇对韩重视，对我轻视之用意显然。项英同志不懂得具体分析这个形势，说敌寇要阻止其渡江，是错误的。事实上大江两岸过渡极为自由，敌寇不加阻止的。第二次黄桥决战，李守维与我大军鏖战三日，泰兴敌寇派队进至黄桥西门外十五里地，观战两天，不前进妨害我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如此。形成四种力量并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战的奇局。我方胜利，彼等即撤退，如我败退，彼等必出来最后收拾我军。这是敌寇对国共摩擦的放任观战时期。此时期使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去利用和扩大敌、顽的矛盾。
3、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4、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即汪伪地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
5、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入顽军地区，以引起摩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6、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于好，供我之利用的。
7、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8、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二）对顽斗争经验
1、顽方对我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顽方还梦想经过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2、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瓒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受CC打击，以后韩系当政，CC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CC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北地方CC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CC“左倾”可能。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而桂系封建军阀之本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3、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备、战术教育准备。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4、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有大预备队主义，怕迂回包围，多头指挥、战役计划零乱等，加上政治上各种矛盾，推动其大度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蒋虽采取对抗战失败的将领则严惩，对反共失败的则鼓励的政策，终于无补其部队上下的团结。
我军一般弱点是在于带兵和练兵的办法没有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故改进甚少。这是留待军司令部去解决的任务。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
1、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合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合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2、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3、民兵建设经验：
华中自卫军工作开始时，即感觉其只有开大会时刀剑林立的捧场作用，其次便是形式主义的查路票的劳民伤财的坏处，故一般不强调搞自卫军而着重在民兵建设，但并不取消自卫军，只在中心地区乡为单位利用冬暇作一些人人皆兵的军事训练工作，作为民兵的一种教育基础。
民兵工作是开始于群众减租运动胜利之后，为巩固胜利，群众要求武装的心甚切，因此实行向地主转移枪支。起初用硬转办法，下命令向地主强要，结果造成枪支外流，或埋入地下，甚至武装反抗。以后采取借用的办法，由农会打借条，政府劝告到期退还，这样时借时还或早借晚还，地上嫌麻烦而自动捐枪，把借枪条退回。这样开始借用一二支枪以后逐渐添借，特别反“扫荡”及肃清土匪运动中民兵表现了力量，地主自身取得安全，又确见减租运动是有节制的，于是也自动拿枪出来。通过这一渐进办法，把枪逐渐从地主手中转到工农手里来了。华中民枪甚多，估计至少在二十万支左右，现在转入农民手中的枪支无确数统计。如继续用这一逐渐转移办法，将来武装的需要定可逐渐满足。
民兵战斗力之提高，是在于边缘区的反维持的斗争（淮南、淮北及淮海区）和反伪化、反“归化”、反“清乡”斗争（苏中、苏南）。伪军依靠据点向我区之乡村逐渐推进，派款派粮。边区人民不堪其扰，发生组织民兵的需要。凑款捐枪属地主、富农，出人出力属贫农、中农，轮更守夜，守望相助，党从中加以领导，遂开展民兵与小伪军战斗。此为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通常民兵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方武装加以增援，击退敌伪，民兵情绪高涨。每一农村的胜利，必蔓延邻村掀起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潮。第三阶段，敌伪派款筹粮不遂，乃乘夏收秋收之际四方下警告，不“维持”、不“归化”即大烧大杀，意在乘我粮食在野的弱点。此时应懂得策略，凡不多少给一点而一味硬拼会失败，因主力增援不可能每天每地随呼随到。如一味向敌人赔小心，任其诛求无厌，刺激其贪欲，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因此在夏收秋收我有弱点时，应用软办法以小利和缓之，在收获过后我之打算又不同，可采取强硬办法。民兵工作与伪军工作部门应采取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我研究了各地民兵在边缘斗争的经验，从敌伪据点起算，二里以内是属伪化村（对敌一面负担），我方难以插足；二里以外到五里以内（两面负担），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五里以外则通常（基本上）为我区，每年只需多少向敌伪给一点应付的维持费用；而七里到十里则完全属一面负担，为抗日民主地区。这种形态是以民兵为主要支持力量所形成，故民兵力量之强大可以窥见。
民兵战术，通常靠在政治上与敌据点内人民的联系，取得灵通的情报，靠广大群众的协助，数十里村坊协助应援，靠强固防寨配合地道固守，昼夜狙击汉奸，伪装主力，诱敌深入村庄，进行埋伏袭击。一般说来，华中民兵的力量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赤卫军和游击小组。民兵常常很自然的转化为地方武装，并且在民兵加强之后，小敌骚扰，民兵可以击退他，大敌则靠主力来援。因此使县、区地方武装遇着一种苦恼，地方小仗打不到手，他赶到时民兵早打退了，而大打又无力独立负担。这样造成地方武装愿当主力的情绪。
民兵建设一般在地方支部和乡农会领导下，因地方需要而建立的。故华中只区、乡有武委会，区以上皆不强调设立。
……
（九）边缘工作经验
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在华北是如此，在华中亦是如此。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白军主动造成；而我方的过左政策，亦应负相反相成的责任。敌后斗争，敌寇也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打破了。今分述其具体的经验：
第一，要懂得分析形势。
1、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我方力量均在那里进出，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冲撞的主潮，其余的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潮，顽方成为其间重要的挑拨者。
2、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扮演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方式，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诸种方法均要采用，才能进行斗争。
3、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
4、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非常之大。七进七出，三翻四复，是其常有的状态。一切工作要掌握其变动的过程。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概括的结语：边缘区工作是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其决定关键，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运用得适当。
第二，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派是承认暂时妥协的策略正确的具体表示。华中的两面派先我军而存在。敌寇侵入，国民党逃跑，当地士绅、会门首领即懂得以两面方式去应付敌寇，顽方更运用得纯熟，我军以后也跟着学会了。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反革命的两面派，是帮助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寇应付，而替我军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而替他们自己保全产业和权利的，这种便不止两面，而是敌、顽、我三方面应付的三面派。我们的经验，初期是去争取许多替我服务的两面派，以后感觉不够而进到派同志去充当两面派，这样使敌我接壤地带有了缓冲地带出现，对于长期斗争之坚持有极大的作用，顽方最初派部队投敌当伪军以掩护其敌后力量，以后我军进入华中，顽失败乃转而不反日，而靠敌伪掩护，以专力对我，顽县长与伪县长合署办公。当我军进入，顽军不支时则退入敌伪据点埋伏，或从敌据点逃脱。顽方大后方接济挂伪军番号，替其源源接济等，顽方做得很巧妙。我军鉴于顽方策略的进步，也在边缘区学他的办法，于是在敌伪方面，在顽内部均安上我们的人，形成形式与内容极其复杂的矛盾。我们能以顽方姿态去运用伪方阻止敌寇的侵扰，同时又可以用伪方姿态去了解顽方的情形。对许多土顽固的歼灭，均得力于伪方内线之援助。运用两面和三面派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的问题。两面派的人选最适宜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三，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组织两面派，派人进入敌伪营垒，有时也会弄假成真，转而叛我。镇压此辈一般利用敌寇对中国人的疑忌心理，送假信，假造情报，均可借刀除患。我之敌伪内线叛变了，我两面派变成忠实替敌伪服务的人，我可另组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从敌伪上层制造疑惧去压服他，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可以慑服一切。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宜尊重他本身利益，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四，敌伪军内线工作、两面派工作均不能用假投降办法。凡从根据地去的人，敌方均不信任。苏中曾派一个小部队去假投降，企图保持某边区的据点，结果全部缴械，损枪折将。敌方相信国民党部队可以伪化争取，中共部队则不然。因此两面派工作应从敌占区的党做起，这里要以敌占区工作援助边缘区工作。
第五，边缘区工作，条件不成熟不宜企图去变成中心区。边缘区分几种：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情区的方式，逐渐变成我政权占先的地区。同情区是经过联庄会或会门等地方性的小型封建政权，先取得其同情，容我工作人员驻脚，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改变人心，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军力量之逐渐抬头，而剪除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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