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香港泛民主派成员申请回乡证，可谓中央政府近期对泛民释放的一大善意。而不少知名泛民人士的回应，却显示出抵触情绪，个别人士更直言拒绝申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固然有北京善意迟到的原因，尤其是中央涉港系统过去多年以斗争思维对待泛民造成的宿怨，但同时不乏泛民自身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包括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内的多名泛民主派知名人士此次均有望拿到回乡证(图源：Reuters/VCG)
作为当下香港政治中坚力量的泛民，与北京之间有着历史造成的误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本积极推动“民主回归中国”的泛民人士，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开始和中共分道扬镳，被北京记入另册。香港回归后，又因为一些中央涉港机构和官员的僵化认识，看不透有不同政治观点存在恰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体现，遂将泛民排除在统战范围之外，致使部分泛民人士的主张溢出“温和”的阈值，趋向激进，还为港独思潮的冒现提供了空间。
这样的局面让人抱憾。辩证看待，虽然北京在处理异议以及治港问题上的斗争思维亟需自审，但泛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有色眼镜亦要摘掉。
长期以来，一些泛民对中共的批评，属过度站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立场之上，甚至简单地将“一国两制”理解为香港先进自由制度抗衡内地专制影响的屏障。尤其是经过“六四”事件后，一些泛民更是坚定这种认知，陷入“逢共必反，逢中必反”的意识形态泥潭中，在看待中共时，不由自主地戴上了有色眼镜。某种程度上讲，这其实是与他们所批评的一些僵化的中共官僚那样，也沉湎于固化的思维误区无法自拔。
到今天“六四”已过去近30年，却依然成为一些泛民人士看待中共的主要依据。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共必须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以磊落的态度面对曾经的历史。但是，一些泛民人士同样需要重新认识中共。
要认识到，经历“六四”事件那样的惨剧，中国内地在一度向“左”徘徊三年后，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起点，进入了快速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改变了文革后一穷二白的局面。“六四”事件无法代表中共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外界看待中共的全部形象，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一系列积极举措，再简单以有色眼镜一窥全豹，认知必定偏颇。
反观中国域外的世界环境，苏联解体后东欧西欧的社会动荡，以及本意追求西方自由主义的阿拉伯之春却在客观上给中东带来阿拉伯之秋的负面后果，倒是从侧面印证了一些泛民人士过度推崇的西方价值观与治理模式未必“放诸四海而皆准”。而当前内地在诸多领域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没有选择全盘接受西方模式的正确性。
以司徒华为代表的老一代泛民成员，其政治底色并非如今朝般激进“变味”(图源：Reuters/VCG)
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些泛民人士用以评论中共执政功过及内地治理问题的论据，却始终停滞在“六四”，甚至文革等历史问题的印象上，以旧论新，以偏概全。越不了解中国的变化，一些泛民人士对中共积累的偏见与误解也就越深，身陷焦虑的同时，却忽视了关键，就是今天的中共已不是他们眼中的泛泛而单一的形象了。
而今北京通过在泛民回乡证问题上释放善意，期待泛民“回内地走走”，相互增进了解和沟通，泛民却仍旧主动屏蔽以处之，其中得失利害不言而喻。正如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所言，“你要拒绝人家的好意是没有问题，不接受可以不去申请，但要考虑损失，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如果中央对香港好，香港应有回报，不能一面倒只批评中央”。
当然，北京确实应以更坦诚的态度面对历史，以更大的魄力祛除内地的专制和腐败印记，以更坚决的信念转变斗争思维，以更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将“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落到实处。但泛民也同样需要摒弃对中共的固有认识，以更灵活更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共的变化和香港的前途，积极在“一国两制”下为港人服务。
不胜枚举的先例印证，良性互动是作用于政治进步的重要因素。现在，北京已在回乡证问题上释放善意，表达出愿意沟通和进一步互动的倾向。既然如此，泛民人士何不“心里阳光一点儿”，借此机会打开自己和北京之间的心结，积极回应，多“回内地走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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