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可以参照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当前仍覆盖全美的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高速公路、收费道路、机动车道的网络系统——建于上世纪50年代，正是艾森豪威尔发起了这些项目并坚持持续建设。艾森豪威尔任命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作为其1953-1956年间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随后在70年代担任美联储主席。
一旦涉及经济问题，伯恩斯会成为保守却又富有同情的一个人。他在经济上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的政策建议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公共资本投入。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总公共投资达到了7%每年的顶峰，从那之后经济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投资份额。
艾森豪威尔与此同时采取审慎的财政政策，债务/GDP比重从1952年（杜鲁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72.7%，下降到了1960年的53%。这些年的公共工程支出甚至超过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完全就业并且持续增长的（除1957年出现温和衰退），为财政提供了充分的税收支持。
婴儿潮（Baby Boom）为美国提供了一批年轻、发展的群体，并且他们对于健康设施建设的要求并不高。福利支出在当时处于中度水平，并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时期（Great Society）,其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贫困以及种族不平等。收入的持续增长使得债务-GDP比重一直在较低水平。
作为共和党平衡公共财政的灵魂人物，艾森豪威尔彻底击败了里根、布什以及共和党的其他总统。艾森豪威尔同开创了公私合营的先河，圣劳伦斯河海道项目，作为连接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水闸、运河、河道的系统的融资就是采取的这一方式。
吸引主权资金为美国基础设施融资
特朗普可以通过利用当前低利率以及借贷条件来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公共投资支出项目。正如圣劳伦斯河海道项目一样，他甚至可以利用
主权财富基金
来资助他的项目。毕竟，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赤字总额的3.28万亿美元仅仅为GDP的19.6%。
一个占GDP比重5%的投资项目将达到9000亿美元。上述金额的借贷也满足稳健的公共融资原则。如果美国采取长期固定息票债券进行融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养老基金将都十分乐于投资。如果能够连续4年采取这种方式融资，政府的借贷将能够满足整个资金缺口。也许很难具体估计这些项目能创造多少就业，但能肯定其数量一定是巨大的。
如果特朗普能够进行如此的大胆的投资项目，他就能够兑现他的大多数承诺，并且也不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也许为了赢得选民，他当前会采取一个激进的立场，但是最终他会选择和国会站在一起，因为国会不会支持他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特朗普所能成就的
在政治方针上，特朗普是一个非传统的人，并且他也承诺在经济方针上如此。
在G7或G20层面上，一旦问题涉及财政前沿的大幅度扩张，其探讨就会陷入瘫痪。大衰退随后数年经历了大幅度的赤字和债务上升，从而阻止了进一步财政支出（正如英国发生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借贷都为投资支出提供支撑。
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负责缓解大衰退的痛苦，并且帮助债务累累的僵尸家庭和僵尸企业存活。
但是近年来，QE政策已走向尽头，货币政策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负利率成为了困扰大家的问题。企业利用廉价资金回购股份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购买资产引起泡沫。资金很少流入实体经济，很少能够提高工资率，甚至推高通胀水平，直至达到2%的目标水平。
在此背景下，一个大胆的非传统政策能够解决增长困境，而不是在难以对付的问题前束手无策。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无人车或者机器人仅仅会顾及到技术工人的工作。曾经享受高水准以及不断上升生活水平的大部分低技能体力劳动者在过去40年中不断受损。尽管美国失业率一直很低，关于工资率水平却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作为工资不高的结果，家庭债务水平不断上升。
资本支出将会刺激就业增长
一个大胆的基础设施公共支出项目会尤其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并且帮助经济复苏。持续的资本支出政策将同时增加收入和收入增长率。
这些间接效益以及乘数效应的大小很难具体估计，但是这些效应一定是正的。政策本身将降低债务-GDP比重，如果支出水平偏低，税收收入水平也会降低，这样的债务水平相反会更高。如果特朗普采取这样的政策，那么他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实践者。
最终，一个拥有了详尽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美国总统要求顺从的国会帮助其实现其预算草案，并给与其要求的债务限额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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