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在16世纪上半期始有记载，在17世纪初期就几乎传遍了中国。南瓜的推广速度完全领先于其他美洲作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推广动因可分为两大类。
（一）自然原因
南瓜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瓦维洛夫通过考察指出南瓜可能来自科迪列拉山脉东坡。[1]那里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多样，在这种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南瓜生长强健、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的特性。南瓜根系强大，最深可达两米，在旱地或贫瘠的沙土地上也能正常发育，并获得较高产量；南瓜在15°C到35°C之间均可正常生长，同时属于短日照植物，对土质选择不严。[2]所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均适宜南瓜栽培，无论是“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3]的云贵高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江南丘陵，还是干旱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南瓜均可栽培，“农家多种之，最易生”[4]，“少水可收，至春间亦可切条晒干致远”[5]，“用不着许多工作，自己便能生长”[6]。另外，南瓜“宜园圃宜篱边屋角”[7]，在十边地、零星隙地、瘠薄地、院前屋后均可栽培；还可以充分利用山田，“山田隙地多种之”[8]。南瓜“味甘适口”[9]，符合国人口味，南瓜子富含脂肪，炒食香脆可口。南瓜易于保存，“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10]。南瓜单产很高，一般亩产南瓜2000到3000千克，“一瓜有重至二三十斤者，俗呼为王瓜，盖瓜中最大者”[11]。南瓜的这些生态、生理适应性是在我国推广的前提。
（二）社会原因
1、粮食供应紧张，民生问题突出
明代后期以来我国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全国人口密度从顺治18年的4.93人/平方公里，到乾隆18年24.06人/平方公里，再到嘉庆17年67.57人/平方公里和咸丰元年80.69人/平方公里。[12]嘉庆17年（1812）全国人均耕地仅为2.19亩[13]。美洲作物的传播为拓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4]其中的救荒类作物尤受青睐。南瓜虽在引种之初被视为普通瓜菜，随着缺粮少食的现象时有发生，高产、耐旱、可长期保存的南瓜很自然的发挥了“代粮”作用，入清以来更是被称为“饭瓜”，“田家一饱之需，孰过于此”[15]。通过对各省的比对可发现，人地矛盾越突出的省份，南瓜救荒作用就发挥的越早，如江浙人口密度长期以来在全国领先，因此在明末南瓜就用于救荒，“凶岁乡间无收，贫困或用以療饥，是宜弗绝其种”[16]。即使是情况相对较好的直隶，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在同时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人均耕地占有量趋于减少，势必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于是民生状况出现整体下降的趋势。[17]因此“南瓜总名倭瓜，可为蔬并可饱贫人，以之代饭故俗曰饭瓜”[18]。清末河南救荒书的集大成者《救荒简易书》十分推崇南瓜的救荒价值，“老而切煮食之，甚能代饭充饱”，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栽种和收获期，是“救荒权益之法也”[19]。尤其在粮食紧缺的冬日，南瓜可起到“御冬”的效用，“土人家家旋割作长条，晒干用以御冬”[20]。而且南瓜的花、茎、叶均可食用，“花可佐酱，茎去皮寸断，炒食颇嫩脆适口”[21]。
2、经济利益的驱动
明清以来近城邑之地常存在园圃菜蔬与五谷争地的现象，无锡“不植五谷，而植圃蔬，惟城中隙地及附郭居者为多，其冬菜一熟，可抵禾嫁秋成之利”[22]，而瓜类获利尤多，“瓜之利厚于种稻，瓜熟一利也，摘瓜而即种菜二利也，半年之中两获厚利，故武山之佃田者多种瓜”[23]。南瓜是瓜类中的佼佼者，“可切条晒干，煮食味与瓠条相似，远近负贩土人因以为利”[24]，“少者自用，业圃者售于村镇”[25]，南瓜能“代粮”但价格又低于五谷，因此能够使栽培南瓜的农民获利，如果南瓜种植形成了规模，能产生规模效益，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种植南瓜的“业圃者”，所以“有鬻于市者”[26]，“滇中所产甚大，与冬瓜相似，市上切片出售”[27]。苏南太仓州从乾隆开始“番瓜，亦出塘岸，苏人大舸来贩之”[28]，一直到民国仍是“南瓜，俗名番瓜，邑种最繁，苏人大艑贩载而去”[29]，上海亦是如此记载。南瓜子因“子可煼食”[30]是重要商品，清中期以来颇为流行，“郡产南瓜最多，尤多绝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31]，“子可炒食运售亦广”[32]，金川还成了南瓜子的著名产区，“子白色佐茗酒，产金川者贵”[33]。南瓜用途广泛，深加工可产生诸多经济效益，“瓜有金瓜，即南瓜，大金瓜特异种空地，八九月始熟，大如罂坛重数十觔，皮肉俱黄，煮食甜甚，或切片晒蒸数次放酒壅中，酒作金色味如饴”[34]；南瓜“又可为粉”[35]，“可澄粉”[36]；“宜蔬宜餹片宜饲豕，嫩薹宜豆汁，子宜佐茗酒”[37]。南瓜还被广泛用作饲料，促进了农村畜牧业的发展，“邑人多以饲豕，亦有销上海者”[38]，“可饲蜂，可喂猪”[39]，是“夏季养蜂植物”[40]。南瓜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南瓜的进一步推广。
3、瓜类栽培技术的成熟与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南瓜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也体现在栽培技术简单的层面上，可以套用传统的瓜类栽培技术，迅速融入我国的瓜类生产体系。如咸丰《归绥识略》结合《齐民要术》大篇幅的介绍了甜瓜的栽培技术，在介绍南瓜时只是一句“种者极多，法与种甜瓜同”[41]。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瓜”目同样较多引用《齐民要术》瓜类栽培技术，结尾指出“菜瓜、黄瓜、丝瓜、南瓜法皆同”[42]。正是由于我国的瓜类栽培技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就趋于成熟，而瓜类栽培技术颇有共性，南瓜适应性又强，因此南瓜在能够在短期传遍中国，得益于我国传统瓜类栽培技术比较成熟，农民不需要专门掌握南瓜的栽培技术。
我国夏季蔬菜却相对较少，所以每到夏季，常出现“园枯”的现象。据《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统计，我国汉代栽培蔬菜只有21种，其中夏季蔬菜4种；魏晋《齐民要术》的记载增加到35种，夏季蔬菜只占7种。明代之前，我国夏季蔬菜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在“夏畦少蔬供”的条件下，适合在夏季栽培供应的茄果类蔬菜很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43]明清形成了以茄果瓜豆为主的夏季蔬菜结构，弥补了夏季蔬菜品种单一的缺陷，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南瓜在夏季蔬菜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南瓜在中国引种推广的影响
（一）发挥了救荒作用，缓解了人地矛盾
南瓜在凶年、饥岁充分发挥了救荒作用。“饥岁可以代粮，先慈劝人广种以救荒”[44]。在粮食不足时南瓜即为正餐，“南瓜即番瓜，黄老者佳，米贵之时以为正餐，颇熬饥”[45]。南瓜味佳，救荒方式多样，“蒸食味同番薯，既可代粮救荒，亦可和粉作饼饵。蜜渍充果食”[46]。革命年代的“红米饭、南瓜汤”，新中国成立后的“瓜菜代”，南瓜功不可没。总之，南瓜是极普通，也极重要的蔬菜，是寒苦人家日日必食、不可少的蔬菜，实为寒家救济之品。[47]具体来说：
西北地区。“南瓜，有圆长扁各形，农人藉为接口粮”[48]；“倭瓜，其种来自倭国，大如盆，乡间家种数亩，供餐饱食可代粮粟”[49]，南瓜作为粮食的替代品，以至于占地“数亩”，如此大规模的栽培对于一般栽培在园圃中的蔬菜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华北地区。南瓜代粮比例十分之高，“南瓜，俗名饭瓜，贫民多植隙地储以御冬，可省菽粟之半”[50]；“农家比户种瓜，至秋红实离离有，以北瓜补粟之缺”[51]，在“田蔬”条目下，而不是“山蔬”和“圃蔬”，反映出了南瓜（在山西又称北瓜）“补粟”的重要地位。
华中地区。作为常见的救荒作物，“凶年人资之为饭”[52]，“南瓜最富，六七月间田家饱饫焉”[53]，而且“花叶均可食，食花宜去其心与须，乡民恒取两花套为一卷其上瓣泡以开水盐渍之，署日以代干菜叶则和苋菜煮食之，南瓜味甜而腻可代饭可和肉作羹”[54]。
东南地区，成书康熙年间的《湖录》就载“番瓜相传自番中来，贫家以之代饭，俗名饭瓜”[55]；可充当山地粮食作物，“味甜而富于小粉质，可以充饥，乡人每种于山田中”[56]；“为乡人佐食之品种者，十家而九”[57]。
西南地区。南瓜“可煮可蒸，荒年救饥，可饲豕”[58]、“民佐谷食”[59]，所以“吾邑家家种之”[60]，今农家多种之”[61]，“夏秋间之南瓜担者负者不绝于涂尤其取之不尽者”[62]。
东北地区。“倭瓜，有长圆形不一，民间切片晒干谓之倭瓜干”[63]，晒干的主要作用就是储备粮食；南瓜可贮存时间长，可储存用于冬日食用，“藏之可为御冬旨蓄”[64]，“立夏下种，白露后花落实成宜熟食，农家冬日之常食也”[65]。
（二）增加了经济效益
南瓜虽然与其他蔬菜相比并不昂贵，但因产量很高，收益比较可观。1949年之前关于南瓜的统计资料较少，但一些零星资料可窥见一斑。
从民国奉天省的情况来看，南瓜栽培面积虽远不及黄瓜，但远超菜瓜、冬瓜，而且南瓜单产很高，亩产408斤，领先其他瓜类及大部分蔬菜，所以综合效益较高。“此瓜初结如拳如碗时清松适口，圃人摘卖于市得值较多，群呼小瓜或呼嫩瓜。崽志皮坚肉黄时味尤甘，圃人多剖而卖之，群呼老瓜，世之研讨植物者皆谓老瓜能制糖，信乎其能制糖也。”[66]除了说明获利较多外，也可见南瓜是制糖的重要原料，“每斤三四钱，或云可煎糖、可制火药，泰西人尝为之”[67]。
此外，将南瓜深加工“可酿酒”[68]，南瓜酒作为一种嗜好饮料能够取得深加工的利润；还可作为肥皂的原料，“近时之洋肥皂，其黄色者，即此瓜所制也”[69]；以及制作酱豉，“嫩时色绿老则朱红，俗人晒干以制酱豉”[70]，均能增加收入。
南瓜子“可充果品”[71]获利颇多，“北方饷客尚倭瓜子”[72]，无论南北方南瓜子都是流行商品。至迟在道光年间“南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73]。南瓜子是零食中的上品，“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宾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宾筵则必以陕西之瓜子为贵”[74]，陕西瓜子“为贵”，可见南瓜子的流行程度；“子，市人腹买炒干作食物，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75]。民国时期还专门报道不同品牌南瓜子的价格行情，“南瓜子价俏：日新本牌（53元），衡州莲（42元）……成昌开出南瓜子数十包，肉实饱满，价开十四元五角”[76]。
（三）对农业种植制度的影响
南瓜在传入中国不久就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作物种植结构，尤其是园艺作物种植结构，在园圃中南瓜占了相当的比例，挤占了本土园艺作物的生存空间，“南瓜、倭瓜等类，则农圃多种之”[77]。南瓜虽然在我国大规模的种植，但与原有作物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农业种植制度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南瓜植株较大，栽培株行距大，常常套作其他蔬菜或粮食作物，增加了土地利用率。Cortesd等（1997）在南瓜种植一个月后，套作花生、马铃薯、玉米三种作物，发现三种套作方式都比单种好，其中最好的组合是花生和南瓜。[78]南瓜的前茬可安排根茬菠菜，或早熟春播叶菜如小油菜、小白菜、水萝卜、茼蒿、甘蓝等，后茬可接种大白菜、秋菠等。[79]在城镇郊区可以分别与早春包菜、马铃薯、大蒜或葱头、矮生地豆、速生叶菜等蔬菜作物间作套种，在广大农村可与小麦、玉米和矮生豇豆等粮食蔬菜混合间作套种。[80]
（四）在中医方面的影响
清代以来，几乎所有本草类、医药类典籍都会记载南瓜，南瓜药用价值很高，为我国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李时珍认为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81]。南瓜可以断烟瘾，“近时治鸦片瘾，用南瓜、白糖、烧酒煮服，可以断瘾云”[82]，在近代鸦片流毒严重的西南、东南地区起了极佳的抑制作用，李圭在《鸦片事略》中专门阐述南瓜的具体应用[83]。南瓜全身是宝，“南瓜蒂……昔人曾用以入保胎药中，大妙”，南瓜瓤“连子装入瓶内，愈久愈佳，凡遇汤火伤者，以此敷之，即定疼如神”[84]；“南瓜根，专治一切火淋火症，行大肠气胀解烟毒；南瓜花，性凉，治咳嗽提音解毒又达痼疾”[85]；南瓜藤“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86]。清人鲍相璈在《验方新编》中共记载“眼珠伤损”等十二个南瓜为主药的方剂。[87]
（五）在文化方面的影响
南瓜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中诞生了“南瓜精神”，映鉴着信心、信念之坚定，同时还代表了艰苦朴素的精神和不忘根本的精神。南瓜本身具有观赏价值，成为食雕文化的一部分，“未熟时土人每雕花草人物之形于其上，迨七夕中秋取以献月，亦古风也”[88]。此外，南瓜在文学创作中深受文人爱戴，早在万历年间《西游记》第十回中就提到了“刘全以死进贡南瓜”的故事；《红楼梦》及其各种后传、续传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到南瓜；清末吴趼人在《情变》第一回中大篇幅的叙述了南瓜救荒的故事。近代民俗中流行着“食瓜祈子”，其中“上海则异是，所食为南瓜，且谓必须夫妇同食一瓜也”[89]。在今天，随着西方节日文化的传入，南瓜灯日渐流行。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是我国毛南族的南瓜节，农历八月十五是广西侗族的南瓜节。
[1][苏联]H.й.瓦维洛夫著，董玉琛译：《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2]巩振辉：《茄子、南瓜栽培新技术》，（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05页。
[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3《外集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96页。
[4]民国24年（1935）《商河县志》卷2《物产》
[5]乾隆37年（1772）《新疆回部志》卷2《五谷》
[6]齐如山：《华北的农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7][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草类3《金瓜》，光绪33年刻本。
[8]民国25年（1936）《东平县志》卷4《物产志》
[9]民国14年（1925）《兴京县志》卷13《物产》
[10][明]李时珍著，李经纬等校注：《本草纲目》卷28《菜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1029页。
[11]民国32年（1943）《丰顺县志》卷12《物产一》
[1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1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0页。
[14]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15][清]高士奇：《北墅抱瓮录》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页。
[16][明]涟川沈氏著，张履祥辑补：《沈氏农书》下卷《补农书后》，（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6页。
[17]薛刚：《从人口、耕地、粮食生产看清代直隶民生状况——以直隶中部地区为例》，《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18]光绪7年（1881）《唐山县志》卷1《物产》
[19][清]郭云陞：《救荒简易书》卷1《救荒月令》，光绪22年（1896年）刻本。
[20]民国8年（1919）《望奎县志》卷4《物产志》
[21]民国21年（1932）《桦甸县志》卷6《物产》
[22][清]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
[23]乾隆15年（1750）《太湖备考》卷6《物产》
[24]乾隆26年（1761）《太康县志》卷3《物产》
[25]民国24年（1935）《三河县新志》卷7《物产篇》
[26]民国29年（1940）《沙河县志》卷6《物产志上》
[27][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下卷《物部》
[28]乾隆10年（1745）《镇洋县志》卷1《物产》
[29]民国8年（1919）《太仓州志》卷3《物产》
[30]民国26年（1937）《歙县志》卷3《物产》
[31]咸丰4年（1854）《兴义府志》卷43《土产》
[32]同治2年（1863）《邳志补》卷24《物产》
[33]民国23年（1934）《华阳县志》卷32《物产第十一之一》
[34]光绪20年（1894）《郁林州志》卷4《物产》
[35]咸丰7年（1857）《冕宁县志》卷11《物产》
[36]民国14年（1925）《都匀县志稿》卷6《物产》
[37]民国32年（1943）《巴县志》卷19《物产上》
[38]民国19年（1930）《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39][清]张宗法著，邹介正等校释：《三农纪》卷9《蔬属》，（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40]民国25年（1936）《黄县志》卷1《物产》
[41]咸丰11年（1861）《归绥识略》卷24《土产》
[42][清]包世臣著，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80页。
[43]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44][清]王学权：《重庆堂随笔》卷下《论药性》，（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45][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宣统3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
[46][清]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1卷《蔬食类》，（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47]齐如山：《华北的农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6-237页。
[48]光绪31年（1905）《绥德直隶州志》卷3《物产》
[49]民国18年（1929）《横山县志》卷3《物产志》
[50]乾隆29年（1764）《诸城县志》卷12《方物考》
[51]同治13年（1874）《阳城县志》卷5《物产》
[52]康熙5年（1666）《黄陂县志》卷1《物产》
[53]同治11年（1872）《玉山县志》卷1《物产》
[54][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草类3《南瓜》，光绪33年刻本。
[55] [清]郑元庆：《湖录》卷2
[56]光绪34年（1908）《新会乡土志辑稿》卷14《物产》
[57]民国《淮阴志征访稿》卷2《物产五》
[58]道光24年（1844）《城口厅志》卷18《物产志》
[59]民国《盐亭县乡土志》1卷《物产》
[60]民国33年（1944）《长寿县志》卷13《物产》
[61]民国33年（1944）《汶川县志》卷4《物产》
[62]咸丰元年（1851）《阆中县志》卷1《物产志》
[63]民国19年（1930）《辽中县志》5编《物产志》
[64]民国16年（1927）《辉南县志》卷1《农产》
[65]民国8年（1919）《拜泉县志》卷1《物产》
[66]民国29年（1940）《息烽县志》卷20《方物志》
[67][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草类3《南瓜》，光绪33年刻本。
[68]咸丰7年（1857）《琼山县志》卷3《物产》
[69]光绪18年（1892）《恒春县志》卷9《物产》
[70]民国19年（1930）《遂安县志》卷3《物产》
[71]民国17年（1928）《房山县志》卷2《物产》
[72]光绪33年（1907）《南昌县志》卷56《风土志》
[73][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29《群芳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96页。
[74]民国20年（1931）《宣汉县志》卷4《物产志》
[75]光绪32年（1906）《彰明县乡土志》1卷《格致物产》
[76]商情报告（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南北货，《商情报告》，1936年第516期。
[77]光绪33年（1907）《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1卷《物产》
[78]郭文忠等：《南瓜的价值及抗逆栽培生理研究进展》，《长江蔬菜》，2002年第9期。
[79]吕启愚等：《冬瓜、南瓜、苦瓜、丝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80]张世田、何泽成、张洪杰：《南瓜西葫芦笋瓜》，（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2-24页。
[81][明]李时珍著，李经纬等校注：《本草纲目》卷28《菜部》，（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1029页。
[82][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5《蔬类》，（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01页。
[83][清]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第202页。
[84][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8《诸蔬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337页。
[85][清]佚名：《分类草药性》，宣统3年诚德堂刻本。
[86][清]叶桂著，陈修园评：《本草再新》卷6《菜部》，（上海）羣学社，1931年，下册，第6页。
[87][清]鲍相璈：《验方新编》，（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88]光绪11年（1885）《姚州志》卷3《物产》
[89][清]徐珂：《清稗类钞》第34册《迷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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