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中国电影理论及文化现象时，戴锦华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从中国电影学院走出来的中国当代电影理论学科奠基人，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任客座教授。
12月3日，一场题为“走下倾斜之塔：反思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交流会在北京外研书店举行。到场嘉宾除戴锦华外，还有重庆大学电影学院文学系副系主任范倍，以及当代艺术与电影理论研究者杨北辰。
“倾斜之塔”是戴锦华对中国过往特定时期电影人心灵面貌的比喻。它代表着一代电影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选取和站立的这座“斜塔”，一端连接着大地，一端指向天空，象征着一种命运的尴尬与社会性的悬置。
笔者满心希望能够从这场思辨中吸收一些对中国当下电影困局的解答，但事实上却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知，交流会主要以戴老师早年那部《雾中风景》为核心进行重读与延展，其余两位嘉宾则担当起了学生和记者的角色。
交流会现场戴锦华（中）倾听范倍的观点
陈旧的话题与疑问、过往讲座及辩论的片段穿插于三人随性而动的漫谈间。然而对到场观众来说也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揭露了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即如果那座斜塔真的存在，没有人真正掌握了走下的姿势。
浪漫主义气息的幻觉
范倍从读者角度认为戴锦华身上流淌着浪漫主义的血液，并对其真实性向后者求证。戴锦华回应称在她年轻且气血蓬勃岁月里，一直是站在浪漫主义的对立面上。
过去（犹指上世纪80年代）是宣言背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电影人误认为自身和社会都有着开敞的未来与选择。历史上、现实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模式都可以为我所用，北美模式、西欧模式、北欧模式甚至南欧模式都是学习和批评的对象，直到如今中国只剩下北美模式的笼罩，而那一代知识分子也默默接受了多种可能性的关闭。
戴锦华戏称她这代人是过往时代的“遗腹子”，那个曾经试图背叛的时代的最后血脉。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血脉上的传承与回望，沉淀成当下的弥留，才被误读成浪漫。而今人对浪漫的倾仰赋予了前人欲拒还迎的权利，这同时也就增添了走下斜塔的虚假性。
杨北辰就在当前更加支离的社会中电影还能做什么向戴锦华发问，后者则将这个问题导向了电影死亡的永生性话题。戴锦华认为电影并不承担说教的功能，但它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电影是窥探多重世界的窗口，当今世界多元的评价系统、多样而评判论调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某种呈现，在电影中人们可以获得世界的所有面貌。
中国崛起成为电影母体的心脏起搏器？
戴锦华接受电影已死的论断，但她仍对电影的生命提出令人动容的挽留。她将电影的生命寄托在影院上，认为只要影院不死，电影就不会死。此外她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全球范围来讲，由于中国及其电影产业的崛起，使得电影的死亡得以放缓。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给奄奄一息的电影打了一针奇效强心剂。
但在笔者看来，数码转型迅猛燎原的今天，影院的解体与重组只是时间问题，而当下中国虚假繁荣的电影市场给电影生命体提供的恐怕不是强心剂而是吗啡。可以说中国把世界电影拖入了一个过渡期和悬空阶段，在新技术变革尚未明晰之前，电影选择中国作为迫降坪，但无法保障能否再次起飞。
而对电影死亡的认定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接受形式感的消亡，对形式的依恋与执着直接导出了电影死亡的概念，但VR等新技术的使用在吞噬旧有形式感的同时，势必会对叙事提出新的要求，故事创作也许会迎来新生，到那时讨论电影生死的问题将有更丰富的参与要素。
最后，戴锦华从两个层面对杨北辰的问题做出总结说明，一是如何看待电影史上的电影，二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观影经验。特殊时段有特殊时段的电影美学，不应该用今天的评价体系去评判以往的电影，实际上中国电影产业对观众的观影经验的涵养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人们既有的观影经验阻断了自己的文化记忆。美国、法国每隔一定时间都会重新发行老旧影片，以及过往明星的纪念邮票，而中国的电影记忆永远处在遗忘与茫然当中。
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反思，本次交流会并没有一个主题明确的挖掘性讨论，延展开的面向也是错落参差，而戴锦华本人又拒绝对新映的影片做即使的回应，某种层度上制约了听众对反思的理解。
走下倾斜之塔是为了做出反思的姿态吗？但至始至终笔者都没有感受到当代电影人和知识分子斩断了对塔尖的迷恋，这种迷恋恰恰是成就这些人的原始动能，也是他们人格中最为凸显的一部分，戴锦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方式及内容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危险的事物总是美丽的，中国的电影人和所谓知识分子并没有走下斜塔，而是在塔上瞭望迷雾，只要不过多地考虑地面的维度，也就感知不到塔的倾斜，但倾斜作为事实却时刻困扰着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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