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戴相龙

近日看似平静的中国政坛依然暗潮汹涌，政治“老人”的亮相总是勾起人们颇多联想。据大陆媒体12月4日报道，久未露面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理事长戴相龙，近日重回公众视野。据《河北日报》报道，11月28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一行在石家庄与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会见。戴相龙一行到该省调研钢铁去产能及债务处理工作。而戴相龙上一次现身公开报道是201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金融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对戴相龙的专访，戴相龙主要谈的是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

作为近几年来一直在家族腐败问题上被外媒逼问的戴相龙，此时的量身似乎带有不同寻常的意味。毕竟戴相龙是2015年4月最后一次亮相，其女婿车峰是当年6月被带走调查，时隔一年半后戴相龙现身是否意味着车峰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而调查结果证明戴相龙平安？其背后究竟是被调查之前的最后“挣扎”？还是已经平安落地的安抚人心？颇值得思量。

戴相龙露面是否意味着已“平安落地”令外界关注（图源：VCG）

两宗罪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从周永康到令计划，一再证明深陷流言的“大佬”亮相并不能作为衡量他们是否平安落地的唯一凭证。

让戴相龙陷入流言漩涡的是其两宗“罪”。其一是其家族腐败问题。《纽约时报》在2013年时曾刊登长篇调查文章，报道戴相龙家族在平安保险上市过程中的内幕操作。

当时的报道称戴相龙2002年时任人行行长，对金融保险行业有监管权，他的女婿车峰以及亲属实际操控的鼎和创业投资公司，2002年11月收购海通证券的大量股份。到2007年海通在上海上市，鼎和所购股票的价值约为10亿美元。另有传闻称，过程中戴家没有掏一分钱，而是通过天津环渤海集团出面向民生银行贷款6.5亿元人民币。戴相龙妻子柯用珍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担任海通监事会主席。2002年底鼎和还买进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大量股份，2007年平安在上海上市后，戴家人当年价值5,500万美元的平安股票已飙升至价值31亿美元；车峰2006年到2009年间为平安监事会监事。

2015年彭博新闻社又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戴相龙被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其在任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期间，疑似利用其影响力或掌握的内部消息为亲属牟取利益。

其第二宗“罪”是受到其女婿车峰牵连。从2014年开始，包括财新网、腾讯财经、网易“路标”在内的多家媒体刊登诸如《数字王国实际控制人车峰被查》、《隐形大鳄车峰的三个“贵人”》、《神秘商人潜伏数字王国赚61亿》等文章，除了报道车峰仅在他控制的数字王国的相关股份收益就高便达61亿港元，而这仅仅是他资本运作中的冰山一角等内幕之外，还暗示戴相龙正是车峰的“政治后台”。2015年6月2日车峰被中国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正是因为这些或实或虚的传闻，将戴相龙推向了舆论的中心，关于他是否已经被中纪委调查的传闻不时在网络上流传。而此次他的公开现身似乎有了“辟谣”的意味。但是戴相龙真的会“平安落地”吗？

第一种可能：时候未到

尚在剪裙边

从周永康，到令计划，中南海打“庙堂之虎”的“套路”已经全盘亮出，“剪裙边，再拔暗钉，最后直捣黄龙”的方式屡试不爽。这也是中共纪委部门在查出重大违法乱纪案件时所采用的先外围排查马仔，再定点清除亲信，最后调查核心人物的通常做法。

各方的消息似乎都在影射，戴相龙如果有问题，那势必与车峰息息相关。而如果车峰目前已经被调查一年有余，如果问题正在水落石出，是否最终会否牵扯戴相龙本人，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戴相龙作为曾经的央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尤其在中国金融领域尚存极大影响力，在没有完整证据链条之前，都很难断言其“有罪”抑或“无罪”。

第二种可能：最后的“负隅顽抗”

值得注意的是，戴相龙上一次亮相是2015年4月，而其女婿车峰被带走调查时在2015年6月，其中存在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重合。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种可能性，就是车峰的调查已经结束或者接近尾声，对于戴相龙中央亦有了最终定性。如果是有问题，那此次亮相可以与此前周永康和令计划在落马前的公开亮相性质类似，是最后的“抵抗”。

第三种可能：平安落地

另一种可能是戴相龙本人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家人，如车峰甚至其妻子戴蓉在私下“做手脚”，而戴本人并不知情，因此此次得以“平安落地”。于是他本人此番进行公开亮相，就是为了澄清舆论，向外界传达此种信号

第四种可能：治家不严

功过相抵

当然我们或许还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就是戴相龙或许并非“身家干净”，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更多的是“治家不严”一类的政治纪律问题。鉴于政治大环境和历史遗留，以及戴相龙本人在中国金融治理上功劳不小，因此“功过相抵”，不再进行过多追击。

不过从十八大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反腐上的态度来看，“功过相抵”这种情况显然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不被他们所接受。

不应忽视戴相龙的“政绩”

这里要澄清外界一个普遍认识，很多认为戴相龙在为官期间不谋政事，只懂为己谋利。这对戴相龙来说并不公正客观。

戴相龙在任时的履历基本可以归结为央行、天津和社保基金。而在这三个任期内，他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无能”。首先在央行期间，戴相龙辅佐朱镕基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协助朱镕基推出的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他推动了银行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逐步使银行不再是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把银行专业化，成立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贷款的任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明确天津“不争金融中心，而是建立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的建设目标。他任期内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2006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动渤海银行的筹建工作。

在担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在戴的运作下，全国社保基金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专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应该说如果忽视了戴相龙的这些“功绩”，就如同中国官媒只知道对官员“唱赞歌”一样，是一种不公正的态度。

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更应该看到，以戴相龙为样本那一批中共官僚，是如何走过了改革最艰辛也是最快速的年代。他们是如何在政绩、金钱、权力中间做好平衡的。如何看待他们的功劳和过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以避免这种“干将亦最贪”的局面重蹈覆辙？或许才是今天关注戴相龙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