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孙中山逝世，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对孙的评价都还是极其糟糕的，他们认为孙中山“精神失常或者精神崩溃”，并称他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1924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书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21年12月19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4月7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4月22日，外国驻华公使团发表声明，不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孙中山仍然在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孙中山致信美国总统哈定，表示了他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孙说，美国是“民主之母，自由和正义之冠”，因此，中国民主派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政策”。
1921年9月，孙中山再次致信哈定总统；9月20日，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也致信给美国国务卿休士，请求美国承认广州政府，其理由是广州政府为“东方和平的关键”。但是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回音。
孙中山在广州的政治活动，一直受到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普莱斯的密切关注。普莱斯很是同情孙中山的，他在1921年5月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相信，在这个群体身上—不仅是一个孙中山，而且是华南一大批支持民主原则和事业的人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唯一的希望。”但是，除普莱斯同情广州革命政权之外，其余的美国驻华外交官都是反对广州政权的。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柯兰以及驻广州总领事伯格霍尔兹都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孙中山的作为并非出于爱国主义的目的，而是为狭隘的个人动机所驱使，并把孙中山领导的政府视为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妨碍美国对华政策的地方势力。
既然普莱斯与其上司美国广州总领事和美国驻华公使的意见相左，所以美国国务院对普莱斯的意见也是不支持的。美国国务院把孙中山给哈定总统的信退给伯格霍尔兹，并且教训普莱斯说：“广州政府是一个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北京政府的敌对组织”，美国政府不允许广州领事馆充当广州政府的“官方的通讯渠道”。
新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对孙中山也没有好感，他认为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国务活动家”。1921年5月20日，舒尔曼在给国务卿休士的报告中写道：“孙氏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一直到孙中山去世，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对孙中山的评价都是糟糕的，认为孙中山“精神失常或者精神崩溃”，认为他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美国国务院为何对孙中山的评价如此糟糕呢？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时驻华的英美记者对孙中山形象的丑化，其中以英国记者端纳对孙中山形象的“丑化”最典型。而端纳对孙中山的负面描述直接影响到驻华英美记者对孙中山的认知。端纳曾在辛亥革命期间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其信对孙中山大加诋毁。
1912年7月4日，端纳致信莫理循，信中对孙中山的形象大加丑化。他说：
我们这里的孙逸仙是最讨人厌的人，黄兴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聪明写也深沉些。孙向我保证他要从此永远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怀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见他的中国人，仍然称呼他为“总统”。他们简直要给他磕头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他是个傻瓜。
有一天，我同他交谈时，他对我说他应决心完全献身于发展铁路。他说他在一两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但是，我讲了很多话，使他终于走近内室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副大地图。这幅地图大约有六英尺见方，当孙把它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的证据，说明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他对于自己表示的现在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这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最西部边界的地图。孙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个属地的位置划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崇山峻岭通过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沙。
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这番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副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副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划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竟然冒失地认为，由于他划出了这些铁路干线，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
老天爷，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造价该要多少钱！这条铁路究竟有什么用？除非是要举办到世界屋脊去的夏季旅游，或是给达赖喇嘛在他想逃跑时使用。这幅地图堪称为孙逸仙之梦，但是如果能够由我来为它题名，我将采用美国式用词称之为“一丛同花顺的梦魇”。
第二是美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尤其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之后，美国人对俄国革命影响带给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威胁更加害怕起来。1918年7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同意与协约国一起出兵俄国，镇压俄国新兴的革命政权。曾经跟随国际红十字会在俄国服务的美国记者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甚至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枚可以“摧毁我们的制度”炸弹。
1919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进一步对罗宾斯的上述评论加以发挥，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说：“难道我们要坐等布尔什维克去征服欧洲，任由他们的专制主义肆意传播吗？”威尔逊总统也认为，俄国革命的某些“毒素”已经事实上渗入了“自由民族的血液里”。
自美国在1913年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之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参战问题上，一直是与北京政府作对的。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孙中山的不断“革命”主张是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冲突的。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美国对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新政权持敌视态度，而孙中山则被俄国革命精神所鼓舞。尽管孙中山在1921年担任非常大总统之后仍然试图与美国接近，但美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