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终将战胜归来”，这或许是68年前意大利宪法制定者们对这部宪法寄予的信心所在，那是在经历了整整30年的法西斯运动、战争、和被占领的痛苦之后才奠定的民主基石。但是，在上个周末，意大利刚刚经历了一次宪法时刻----一次修宪公投，也是人民对1948宪法的信任投票。投票结果，否决了总理伦齐的修宪建议，但是，欧洲市场和欧洲政局的动荡却随着周一最早日本股票市场的低开而开始了。
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场公投？民粹的胜利，还是民主的胜利，或者如一些国内媒体所言的脱欧之争？
是惊弓之鸟，还是国内媒体自我阉割造成的理解不能？也许，搞清楚欧洲政治的主旋律比什么都重要。
英国脱欧之后，欧洲多少有些哀鸿之势，欧元市场很不景气，公投前欧元已经跌到连续二十个月的最低水平。一方面是欧元区的通胀在悄悄上升，虽然还未达到2%的警戒线，但是德国在过去半年的物价水平已经上涨了一个点，而意大利却面临通缩。另一方面，市场有传言欧洲央行即将结束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可能停止回购各国债券，这对利率飙升的欧洲各国尤其是通缩的意大利政府来说有些雪上加霜的意味。在过去几年的金融危机中，意大利已经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损失巨大，马上还面临高达3600亿美元的坏账损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危机中诞生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才因为呼吁退出欧元、在未来举行有关欧元的公投包括恢复里拉而得到了大批支持，“Italexit”－意大利退欧也在英国脱欧后进入公共议程，成为此次公投的态度指标。
不过，来自立场中左的民主党的伦齐，却是在“欧元官僚”的压力下进行这一公投，试图讨好欧盟官员，连对意大利糟糕的财政赤字的审查也被推迟到公投之后----伦齐下台的话倒是可以至少避开质询的尴尬了。公投前，德国财长肖伯勒对媒体表示乐见伦齐推进公投的任何成功，欧盟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直接支持伦齐，评价伦齐的公投是“正确的改革”。欧洲各媒体普遍的担心，也是关于意大利政府的稳定，也就是欧元的稳定，而不是其他。伦齐周一辞职后的看守内阁总理也是由财长接任。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伦齐发动的公投就是欧盟官僚们的授意，与意大利是否脱欧无关，而关系欧元危机。
事实上，伦齐两年前提出的公投倡议，也正是为了加强总理权力，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如出一辙，都试图以民意赌博的方式，以个人职位作担保，突破现有宪法的桎梏。这次公投，是针对伦齐的修宪建议，按照该建议，意大利的平行两院制将被终结，上院的权力被大大缩小，一方面废除上院参议员的地方直选，改为任命，意味着大批执政党的市长将可能直接兼任参议员；另方面，上院的立法权也被缩减，限于修宪和欧盟公约事宜，而不再像现行宪法那样拥有与下院几乎同等的审议权力。意味着，总理和执政党也将通过控制下院而控制了几乎整个立法机构。
尽管两院制的这种平行权力长期以来被诟病，被认为是意大利立法效率低下、行政权威缺失的主因之一，但是这套政体架构却是战后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专制的惨痛教训而生成，无论战后意大利历届政府寿命多么短暂，多党制竞争多么激烈，都难以动摇意大利人视之为民主基石的信心。这次公投前，意大利也只进行了两次公投，都发生在21世纪。第一次是2001年，也关于修宪，通过了。第二次发生在贝卢斯科尼执政的2006年，被选民拒绝了。这次公投，虽然由中左政府发动，却几乎同样的司马昭之心，其扩权企图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抨击，而不仅是所谓五星运动。
例如，民主党的不少外围组织，如意大利劳联和金属工人工会（也是意大利最大的两家工会组织），还有民主党内分裂的左派和意大利共产党，他们都在公投前一起发出否决号召。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行政权力扩张对意大利宪政和民主架构的破坏，而且是意大利政府权力增强后谁是真正受益者？极左派的第四国际在选前一份文告里批评伦齐的公投建议，认为他在为给银行和企业输血铺路，避免高达3600亿美元的银行坏帐，而非考虑工人阶级的立场。
这或许能够解释这次公投的反对力量，不是伦齐希望的那些“沉默多数”，而是堪与美国2016年大选相媲美的蓝领工人们。只不过，区别在于，他们站在了保卫意大利宪法这边。这次公投的投票率接近70%，相当之高，但在南部的投票率较低，尽管南部也是反对伦齐最为强烈的；北部发达地区的投票率最高，也是传统的左翼选区，显示左翼力量的有效动员，导致最终反对票领先将近20个百分点。毕竟，公投日前半个月就封闭民调，而11月9日的民调差距只有3到5个点之间，伦齐有信心在最后关头动员起“沉默多数”，填补这一缺口。为了这次公投，他雇佣了曾为奥巴马服务的竞选顾问，在投票日前呼吁支持者们向那些尚未决定的朋友、亲戚们发短信，去投赞成票。而对修宪，伦齐的解释是要么现在改革，要么永远别想；而反对的五星运动也有类似诉求，号召人民为了下一代，必须认真考虑意大利是否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了。
理论上，不论议题多么不现实，例如按照宪法，意大利公投根本不可能涉及审议此类公约问题，但是在这个欧盟所有国家里欧盟认同感最低的国家，2009年成立的五星运动却操纵着欧洲怀疑主义议题短时间内赢得了大量支持，甚至被看好有望赢得2018年的选举，令几乎所有老派政党嫉妒。而现实中，面对青年人36%的高失业率和中产阶级收入程度多年停滞，这次公投，他们甚至能绑架其它左派政党，保卫民主、欧洲怀疑主义、民粹主义和工人利益等多方诉求形成了事实同盟，对忠于欧盟的伦齐投出了不信任。
这大概是欧洲以及世界各国在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普遍难题，阻止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只是，他们虽然在奥地利成功阻止了极右总统当选，意大利中左政府的改革却难以为继。问题或许不在于欧洲的官僚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费尽心思地修筑“防火墙”，防止民粹主义的传染，而在于这些政客、官僚本身。当五星运动领袖格里欧抱怨意大利社会面临分裂而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台上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却仍固步自封，或者如希拉里.克林顿一般缺乏危机感，或者如柏林的政客们和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们一样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最终，他们都将被新媒体时代民粹主义潮流的涨落所教育，民主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这或许才是欧洲政治真正的难题，只有寄希望于新形式的欧洲团结，如欧洲宪法，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各种民粹政治力量的冲击。而对后者来说，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机会，随时可能轻易地发起一场政治革命，如五星运动或者桑德斯一般，以社会运动的政治动员登上政治舞台，展现新的政治主体性。那或许就是民主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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