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卡斯特罗参观《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时任执行主编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伸出左手，向卡斯特罗指出商业报道部门的位置。黛博拉・桑塔格（最左）和丽莎特・阿尔瓦雷斯在记笔记。
Ángel Franco/The New York Times
“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分享《纽约时报》的历史故事。
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跟随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足迹前进。
至少在前往《纽约时报》总部这件事是这样的。
卡斯特罗曾于1995年10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的行程为期五天，最后一天他在《纽约时报》的总部待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时报的总部还在西43街229号。
时报的高管和员工都习惯了贵宾的来访，但通常会提前数天接到通知，有时候是提前数周。但那次公司的安全主管杰伊・麦克利洛普(Jay McKillop)只有14.5小时的时间为卡斯特罗来访做准备。
国外领导人通常不会走大楼显眼的主入口进入时报总部，而是要经过毗邻的货运场，它通过收发室连接到大厅。大厅里会安装一道高隔板，距离收发室门最近的几部电梯就有了隐私，方便把客人护送到楼上。
1995年的时候，报纸仍然是在总部大楼印制。每一天《纽约时报》都要消耗大量的新闻纸，每10或20分钟就有新的纸卷送到。但是43街在卡斯特罗来访的时候必须关闭。麦克利洛普在1995年接受时报的内部刊物《Times Talk》采访时说：“得有人想办法把那几百吨新闻纸究竟放在哪里。”
卡斯特罗来到《纽约时报》的董事会会议室。身后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照片。
让麦克基洛普已经花白的头发更添白发的后勤挑战，还不仅仅是这个。国际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理应是正式的迎接者。但当卡斯特罗的随从进入卡车场的时候，却看不到比尔・凯勒的人影。“我在想，如果比尔・凯勒不在，我们该怎么办？”麦克基洛普说。“我知道古巴人不会高兴让卡斯特罗站在那里等着。”
离发生一场外交危机只有数秒的时候，凯勒出现了，当时卡斯特罗刚刚下了车。
“看起来真是恰到好处，”麦克基洛普说。
卡斯特罗被带到14楼的会议室，在那里与出版人以及几位高层编辑会面。他显然把自己的工作服留在了家里，而是穿了一件峰翻领的深灰色西装，内搭法式袖口的上浆白衬衫，配一条暗花领带（当然是红色的）。
但他的衣服似乎是他唯一愿意做出的迁就姿态。“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想缓和自己的政治意愿来和他人拉近关系的迹象，坚称自己在古巴的统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丽莎特・阿尔瓦雷斯(Lizette Alvarez)在报道中写道。卡斯特罗承认，他的政府关押了约600名政治犯，但他表示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和中国等国也关押了与国家作对的人。
卡斯特罗还给听众留下了一种他可以狡猾操纵新闻的印象，即便是在他30岁出头的时候。
他回忆起1957年时，时报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前往他在马埃斯特拉山的藏身处，对他所做的一次著名的采访。当时他是一个法外之徒，全世界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卡斯特罗说，他下令让人数不多的同一群叛军在马修斯面前反复走来走去。
“我们想给马修斯留下一种我们有很多人的印象，”卡斯特罗说。
与大多数贵宾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只参观高管楼层精致的办公空间，还要求看看普通员工的工作地点。也就是新闻室----那里黑暗、幽闭、过度拥挤、不通风、装饰俗气，而且维护不佳。
卡斯特罗看到这里，通过翻译表示：“看起来好像你们该有个工会了。”
陪同卡斯特罗与阿尔瓦雷斯一起参观的时报记者黛博拉・桑塔格(Deborah Sontag)说，在他抵达新闻室的那一刻，“确实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但气氛也非常真实、令人激动。”
“他似乎和周围的环境很协调，而且也很感兴趣，”本周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有一种感觉很明显，这个近乎神话传说般的人物已经走出了历史，走进了我们这个真实的、有老鼠出没的新闻编辑部，”桑塔格写道。“我们的高层领导、编辑和编辑委员会成员有一种追星族的感觉，让我很惊讶。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阵仗，以后也没有见过可以相提并论的状况。”
编辑提姆・瑞斯(Tim Race)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记得看到不少同事（或许我应该说同志）为了有机会与这个狡猾的老暴君握手而差点绊倒，挺反感的，”他在一封电邮中写道。“虽然如此，我确实觉得菲德尔穿西装看起来非常精神。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就是胡子更长一些。
另一位编辑詹姆斯・斯巴利(James Schembari)说，卡斯特罗做了简短发言。（这位说话罗嗦的领导者能保持发言的简短，这在1995年可以成为一个新闻故事）“我不记得他说的话了，但我站在他的左边，距离近到可以看见他左肩有头皮屑，”斯巴利。“这个我没忘记。”
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是当时的执行主编，本周我问他是否觉得那一天有种超现实的感觉，他说没有。
“我之前在哈瓦那与卡斯特罗吃了很长一顿晚餐，”莱利维尔德说。“我记得是1994年12月。总共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那次有超现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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