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1928年加入中统，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在此期间，杨登瀛为中共提供的大量重要情报，使得中共多次化险为夷，避免更大的损失；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1934年出狱，1934年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后穷困潦倒；中共建国后，陈赓等为其提供证明，使其晚年生活有所保障，1969年12月19日病逝。周恩来临终叮嘱罗青长不要忘记他。
1950年周恩来留影（图源：VCG）
1976年1月，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然而元旦这天，他将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周恩来十分艰难地给罗青长说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杨登瀛。他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着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最后保护了他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即派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此刻的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杨登瀛。陈赓获悉这一信息，当即让杨登瀛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以后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党又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专皋出面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大搬迁。
陈赓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用手抹了飘落在脸上的雨滴，完全镇静了下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说：“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也在这天早晨，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就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1932年”1·28“事件以后，张道藩暗中活动，将杨登瀛放了出来。以后又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
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与市民政局落实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罗青长为杨登瀛落实政策
罗青长没有忘记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给他的的指示，离开总理病房回到部里，立即召集公安、他亲自督办，落实杨登瀛的政策。
调查组查明：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罗青长批示：杨登瀛虽然去世了，但杨登瀛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功臣，落实政策，公开恢复名誉。对其子女的困难予以照顾。
杨登瀛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低调生活，并以父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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