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总统朴槿惠除却余波未平的萨德风波，更为崔顺实的“亲信干政”事件所折磨。随着细节不断被曝光，事件的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戏剧性远超政治题材影视剧。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鹏认为，如果提取事件的核心元素，譬如亲信、近侍干政、女性（政治家）心理与行为、邪教的政治能量以及政商关系、财团献金等，放在人类政治发展历程的脉络中，结合政治心理学、（小集团）决策模式等理论加以分析，就不难明白，韩国的症结其实只是这几种常见的权力要素，都恰好集中在朴槿惠一人身上，并集中在这次事件爆发。而本文就以此展开，予以了详尽分析，全文如下供读者参考。
“亲信干政”事件最新进展，韩国国会已通过朴槿惠弹劾案
近来，韩国总统朴槿惠诸事不顺。除了中美之间的萨德风波，更为崔顺实事件所折磨。随着细节、内幕不断被曝光，事件的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媒体惊呼其戏剧性远超《纸牌屋》、《权力的游戏》。然而，如果我们提取事件的核心元素，譬如亲信、近侍干政、女性（政治家）心理与行为、邪教的政治能量以及政商关系、财团献金等，放在人类政治发展历程的脉络中，结合政治心理学、（小集团）决策模式等理论加以分析，就不难明白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只不过这几种常见的权力要素都恰好集中在朴槿惠一人身上，并在这次事件中集中爆发罢了。
近侍“干政”？
在崔顺实事件中，韩国民众首先震惊而愤怒的是，一个毫无政治履历、资质，没有任何正式官职的“局外人”，居然可以轻易操纵他们用手中选票投出来的总统。一时间，媒体上出现大量讽刺漫画，不仅有被木偶线所提领的朴槿惠总统，甚至连东汉的“十常侍”都被熟识中国历史的韩国媒体人给扒出来了。追问：这种近侍“干政”的行为究竟是普遍现象，还是韩国政坛的独特风景？它的形成机制又是什么？
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Janis）在1952年首次提出“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一词，指“任何内聚团队的成员为了保持一种团队精神，都易于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妨碍批评性思维和符合实际判断的共同错觉，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贾尼斯运用该理论解释了猪湾登陆等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失败决策。而在韩国的案例中，虽然崔并不是朴的正式内阁成员，但从媒体报道看，崔及其重大影响力的存在，在朴最核心的决策圈中是公开的事实。亦即，那些头衔显赫的部长、高官未必都是真正的决策者，而朴身边的近侍才是幕后的操盘手。而在这群人中，崔显然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如果贾尼斯所观察到的“小集团思维”是普遍现象，那么从学理上讲，就不存在所谓近侍“干政”一说--“干”者，干扰也，是指这些人僭越了，做了他们本无权去做的事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在哪个组织，真正操盘的总是“一小撮”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那几个人。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不假，但剪灭宦官的也无非是另一个小集团--何进外戚集团而已。而何进下定决心铲除宦官，本身也是和袁绍等近臣密谋的结果。
然而，小集团思维似乎还不能回答：即便崔在朴的决策小集团中占有重要一席，那她充其量也只是“重量级幕僚”而已，怎么可能“线提”总统，甚至有权“审核”总统的几乎每一篇发言稿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心理学家已经对此做出了解释：在一组表面上尊卑有序的关系中，居下的仆人为在上的主人提供服务。但是，如果这种“服务”极其稀缺（至少在主人自己看来），以至于主人对其无比依赖，那么两者的内在权力关系就可能发生实质性逆转。“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崔在为朴提供咨询、建议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不留痕迹的加入自己的想法、意志，从而无形中左右总统的决策，并自动筛选、剔除她不希望总统接触的信息（看门人），打压、排斥她所不认可的人员，久而久之成为韩国民众所痛恨的幕后“僭主”。
当“闺蜜”成为“近侍”
在该案例中，作为近侍的崔还有另一重特殊身份--朴早年相识相知的闺蜜。性别特征使该事件区别于普通的近侍干政或后宫干政。那么，女性对女性的权力互动又有什么特征呢？
心理学研究认为，与闺蜜倾诉可能是女性最放松的减压方式，闺中密友是女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譬如，英国心理学家利兹•赖特和托尼•卡西迪的研究显示，有一个或以上姐妹陪伴着长大的年轻人更快乐、更乐观，特别对于那些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心理学家开瑞•米勒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公布，87%的已婚女人和95%的单身女人认为自己与同性朋友之间的情谊是生命中最快乐、满足且可靠的部分。这种“可靠性”鼓励女性把同性友谊列入优先考虑的各项事情的首位。
除了可靠性，“互惠性”也是闺蜜的重要特征。西方心理学家认为，决定友谊本质的特征是“互惠性”，即友谊的深层结构。和一般朋友相比，闺蜜之间的互惠性程度更高，而且更强调心理层面的感情互惠、情感上相互依赖，有几个知心闺蜜的女性往往幸福感更高。除此之外，闺蜜的“友谊质量”也更高，并体现在亲密性和相互支持方面。所以遇到生活中的不顺和困难，女性都期望从闺蜜那里得到支持和安慰。
在上文有关普通女性寻求闺蜜的论述基础上，我们结合互惠性的路径进一步讨论作为政治人的朴-崔关系。从现有资料上看，我们尚难以判断崔的个性、品格。但从朴的一系列公开政治行为和言论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她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抗压能力是相对有限的。以朝鲜核试验和萨德入韩为例，朝鲜本年度的两次连续核试验，终于成为压垮朴精神红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对北京的态度绝望之时，抛弃此前所坚持的“拒萨”原则，转而迅速投向华盛顿，迎萨入韩，从而给中韩持续数年的蜜月期画上句号，并引发北京方面的相当规模的制裁。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已故前独裁者的女儿，朴在韩国政坛的跋涉之路并不顺畅。可以想见，如果崔的性格恰好是刚强的，哪怕有些专横、跋扈、乖张的成分，都可以为性格相对柔弱的朴提供支撑。如果朴在遭遇政治挫折时，长期受惠于崔的这种性格上的互惠互补以及意志上的强力支持，那么依赖性的行程也就是情理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考虑到崔与朴是早年相识，且有在其因父亲遭到枪杀而跌入人生低谷时“共患难”的经历，崔不仅在朴小集团中充当了贾尼斯笔下的“思想保镖”（mind-guard），可能更是心灵鸡汤的主厨、困难面前的精神支柱。
作者认为，提炼出事件的核心元素后便会发现，朴槿惠面临危机的深层原因正在于几个常见的权力要素她恰好都占有了(图源：VCG)
当“邪教教主的女儿”成为“闺蜜”
剧情每集跌宕起伏，主角命运峰回路转。更让韩国媒体和民众唏嘘不已的是崔顺实的家庭背景。从现有资料看，有关其父亲“邪教教主”的身份虽不能完全确认，但也不像是政敌为抹黑朴而临时拼凑、捏造出来的。鉴于此，下文将跳出此事件的具体话语，而是从政治家个人信仰/迷信的角度做一个框架性的分析。
有学者将崔形象地比为“韩国版王林”。虽属笑谈，也不无道理。如果再把美国林林总总的“异端”，日本奥姆真理教之类的邪教都考虑进来，我们看到：政治人物受“神秘力量”影响的案例并不罕见。其背后的动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政治家“理性人”的假设，则可以从功利主义角度推导出：其最重要因素或仍在于这些信仰/迷信所具备的政治功能，譬如在心理上为当事人提供“确定性”。
如果排除天灾人祸，农民种田大底是符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规律的。然而，搞政治不比种田--这其中有太多偶然性、不可控因素。按道理说，中国大陆的官员作为无神论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应该远离宗教，然而据非官方的调查显示，恰恰是各级干部们最崇尚且精通“风水之学”，并将其理论与升迁实践完美结合。背后的原因很好理解：做官难，不确定性太大，只好求助于鬼神保佑。同理，如果韩媒有关崔父邪教教主的指控属实，那么作为其女儿，崔在朴面前本身就自带神秘光环；如果同时配合其强硬个性，并有若干成功案例的佐证，譬如通过出谋划策、奔走联络而帮助朴竞选上某些公职，则“法力”被确证无疑。这自然强化了崔对朴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心灵控制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崔顺实事件是现代政治逃脱不了古老权力-关系运作规律的又一个鲜活实例。它生动地剖显了韩国最高层政治运作的隐秘逻辑。然而，当我们“发现新大陆”的新鲜劲儿一过，把这个典型案例的种种特征单独提取出来，放到人类政治史的大脉络中观察，又会“失望”地看到，这一切并无新意，不过凑巧叠加到一块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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