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征兆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为保护家人免受外界压力，决定不参选2017年3月的特首选举，并称该决定已上报中央获得“理解”。梁振英这一选择是顾全大局、识大体的表现，还是治理能力跟不上北京步伐后的勇退？从中国人大释法到发放泛民回乡证，再到这一次的不参选，投射出北京治港政策的何种变化？
围绕此类话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强世功看来，这次不参选并非梁振英治理能力不够，而是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换做谁来担任行政长官都很难彻底解决；而田飞龙则直言对梁振英的不参选感到意外，因为梁特首本人一直非常努力地配合中央，依法治港，也一直得到中央信任并有连任意愿。
梁振英宣布不参选下一届特首跌破不少人眼镜（图源：中央社）
梁振英在开选委会前两天声明不参选，有人认为在香港反对派大声呼吁踢走梁振英的声浪下，梁用“家庭原因”给了自己一个台阶。您怎么看梁振英的不参选？
强世功：应该尊重梁振英的选择。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他经过权衡考虑，不参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相信梁振英不参选的想法肯定是和中央沟通过的，中央也尊重了梁振英的选择。
从泛民的角度来讲，踢走梁振英之后并不意味着剩下的每个人都是他们所支持和喜欢的，这一点从香港回归以来，处理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就没有变过。我觉得梁振英不参选并不能简单看做泛民的胜利，从香港整体大局出发，最重要的还是梁振英本人的意愿。
田飞龙：我对梁的不参选感到意外，因为梁特首本人一直非常努力地配合中央，依法治港，也一直得到中央信任并有连任意愿。此次不参选的家庭原因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梁综合考虑香港管治情势变化及与中央沟通是否支持连任后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反对派的反梁行动由来已久，梁的退选主要不是回应这一反对，而是从自身情况及国家治港大局出发做出权衡后的理性选择。
中央对这一结果有通盘考虑和影响力，而梁特首在与中央沟通时体现了相互尊重及顾全政治大局的精神。而且我相信中央对梁特首的施政工作高度肯定，后期会安排更重要的职位或角色让其继续为香港及国家服务。
梁振英宣布不参选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称“中央政府对他的工作一直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您怎么评价梁在任期内的表现？
强世功：应该说梁振英施政的近四年时间里，是香港政治、经济等方面矛盾冲突最大的一段时间，总体来看，梁振英这四年无论是处理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包括占中、人大释法，都处理的相当好。而且梁振英上任后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的经济、民生发展，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样有目共睹。梁振英还极力推动香港的反对派与中央互动，我们也看到中央最近开始重新给香港反对派议员发放回乡证，所有的这些都与特区政府的努力分不开。港澳办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田飞龙：港澳办的评价并非例行公事或外交辞令，而是体现了梁在任期间中央一贯的支持立场和肯定态度，这也为中央后续对梁的新角色的考虑和安排做出了积极铺垫。
我个人认为，梁的竞选及施政纲领中包含了经济民生的综合改革内容，且在任期间依法配合中央做好政改工作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基本法秩序，施政在诸多不利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值得肯定。反对派倒梁并非完全基于其政绩或纲领评价，而是带有“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泄愤倾向和变相“颜色革命”的想象及行动。中央与梁特首互动后作出的这一安排也不是向反对派妥协，而是本着改善香港管治及综合评估利害风险后的理性选择。
确如您所言，我们认为梁这些年也作了很多工作。但香港各种矛盾恶化的速度和世界情势的变化，显然超出了他的治理能力。宣布不参加特首竞选连任，对梁振英个人来说是识大局、顾大体的表现。
强世功：我不认为香港的情况超出了梁振英的治理能力。就香港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会比梁振英处理的更好。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香港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比如说中央的决定和占中的爆发，这不是香港特区政府能控制的。
如果说想解决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香港今天的政治困局与整个政治局面，任何一个行政长官上来，要想真正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难的。而且香港政治派别林立，现在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凝聚起来。我想今后无论谁当选下一任行政长官，根本性的结构矛盾不会改变。从这方面来说，不能把梁振英任期内香港的各种问题归结为梁振英没有治理能力。
田飞龙：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梁的施政理念和个人能力相对适合香港管治需要，但由于政改冲击和体制牵制，难以完全施展和兑现。梁的退选有助于暂时消除反对派的议题炒作和攻击对象，为中央和新特首的从容施政留出新的空间和机会。梁本人也可能以新的角色和高度帮助香港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融入国家，团结向上。
您所说的新的角色和高度具体指？
田飞龙： 这次不参选是双方基于香港管治大局的理性化安排，梁做出了一定的政治牺牲，而中央亦充分理解到梁的施政成绩和抱负。后续的新角色安排也不是所谓的照顾，而是基于梁的牺牲、才能与抱负在香港与国家的新一轮发展互动中赋予其更为切实的责任，是一种超越香港本地政治层次的人事安排和政治期许。
从人大释法到发放泛民回乡证，再到这一次的梁振英不参选，这样的系列举措背后有着怎样的北京治港布局？
强世功：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始终是很清晰的，第一是在国家安全、主权上，包括政治发展的主导权、决定权，这方面的立场没有变；第二，坚持港人治港，坚持爱国者为治港主体，这个原则也没有变。但与此同时，中央一直强调在要团结大多数香港人，扩大爱国爱港阵营，争取人心回归，包括“大统战”的政治理念等等，也没有变，中央与反对派的互动也一直都有。所以我想，中央现在和反对派之间良好的互动，依然属于过往政策的一部分。
这些政策一直没有变，这些工作一直在做，只是有些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展示中央与反对派互动的机会更多，比如有领导人考察香港。我想未来中央与反对派的沟通会进一步增强，在处理具体的事情上手法会更加灵活。
田飞龙：中央治港思路从现象上看是更强硬，更坚持原则和斗争，但从治理逻辑和基本法秩序来看，是对既往过度不作为的理性反思和纠正，是对基本法实施之“中期危机”的积极回应，是从协商治港向依法治港的战略性转型，也是以国家主义法理学整合塑造香港本地之普通法法理学的治理现代化工程。
这些有着中央背景的政策回应，是对香港社会包括反对派的一种政治善意，也是面向2017回归二十周年的总体和解战略的一部分，但和解不等于和稀泥或过度妥协，而是有理有利有节，是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严格政治前提与法律基础的。反对派不能将中央善意理解为政治软弱或变相承认其“颜色革命”目标，而应积极正面地回归基本法轨道，以传统泛民的体制内民主化路线及理性继续挤压港独激进势力空间，朝向“忠诚反对派”方向自我建构和成熟。如果反对派不能真切理解并合理把握这种政治善意，坐失时机，香港管治将继续恶化，反对派自身政治前途与民主化目标亦受拖累，而香港人整体买单的负面后果也将更严重地浮现。
评论 (0)